故城县原武城县十二里庄中学历史沿革 [复制链接]

第一节清凉江畔烽火燃

一、烽火中诞生

年下半年，抗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解放区不但收回了失地，而且又有所扩大，人口、土地面积成倍增长。为造就千百万革命干部，适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冀南区六地委、行署决定建立抗日学校。9月，在枣南县姚庄成立“冀南六专区简易师范”，从附近农村选拔招收了两个班学生，(即一级、二级)，约90余人。专员郭鲁亲自兼任校长，直属冀南区六专署领导。

为加强教学力量，专署从机关选派年仅2l岁的优秀干部任仲全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并任命当地颇有名望的民间教育家谷寿堂同志为副校长，具体负责校务工作。谷寿堂同志毕业于山西省二部师范学校，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此前曾任过抗日高小校长，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

办学伊始，最大的困难就是师资问题。当时，一部分教师来自黄河大队(11)，他们多是部队中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来自敌占区，他们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旧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同情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纷纷来到解放区，从戎执教；还有一部分是本籍的大学生。当时，国难当头，社会动乱，“毕业即失业”，一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工作，失落在乡村，为生活计，有的也参加到运河中学的队伍中来。

这些教师绝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爱国思想，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了进来，都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和政治热情，可以说素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这支特殊的队伍里，不乏当时教育界的精英。如语文兼音乐教师于平，他不仅饱含激情创作了《运河中学校歌》，还配合当时的抗战生活，创作了大量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为解放区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政治教师吴书南，对政治经济学造诣很深，号称“小马克思”，后来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做吴小思，其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娴熟程度可想而知。地理教师马赛又名马乐业)，讲世界地理时，对课文中提及的任意一个方位或城市，头也不回，用教鞭向背后的地理挂图一点就准，不能有半毫差错，真可谓一绝!数学教师王素轩当学生时，就怀有工业救国的理想抱负，他学习刻苦，勤于思考，品学兼优，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在百分制情况下，因其做题简便快捷且准确，颇得老师赞赏，数学考试成绩曾破例被“嘉奖”5分，得过分的“特殊分”，一时传为佳话。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奠定了冀南简易师范发展壮大的基础。

接着就是教材的困难。简师初期教学总的指导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以务实为主，并兼有提高理论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设置有关课程，主要有政治、边区建设、数学、语文、历史、物理、自然、体育、音乐等。学生入学不考试，主要由抗日高小和村干部推荐，学生大部分是荣军、村干部、妇女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还有一些干部的子女。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年龄差距很大，从十三、四岁的少年到二十露头的青年，有的甚至根本识不了几个字。学校就从革命工作需要和教学实际出发，设了两个班，将年龄较大的同学分在一班，学期为一年；年龄较小的(约16岁以下)分在二班，学期为两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现成的教材，学校就根据边区实际斗争和建设的需要自己编“课本”，主要以国内外形势为主要教材，发动教师根据报纸和内部刊物选编资料，自己动手，刻版油印，用类似活页文选那样的形式发给学生。“课本”用的纸张是毛头纸，非常粗糙，有时还要抽调学生轮流刻写，有些字迹歪歪扭扭，模模糊糊，很难辨识。学生就是用这样的“书本”进行学习。

学校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教室，也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据二班同学、曾任湖北宜昌市委书记的张忠民同志回忆，学校成立时，校址选在枣强县姚家庄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里。房东在天津做买卖，开设“万文堂”商号，因此家里没什么人住。这家宅院分东、西两院，都被学校借用。当时，日本鬼子仍占据着枣强、郑家口、武城、大营等一些重要城镇，不可能将校址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就借老百姓的草棚做教室，学生们自己动手把秫秸箔用土坯架起来，然后和些稀泥抹糊光滑当课桌，卸下木门板依墙而立做黑板，还从一户财主家弄来棺材板做成马扎子。学生每人发一个马扎和一块小长方木板，这就是桌凳，上课时撑开马扎坐下，膝盖上支起小木板，出发时肩膀一挎就走。由于鬼子频繁扫荡，环境不断恶化，学生们白天就在田间、树林、场院、坯摞中上课，晚上分散住宿在老百姓家中。上课、作息、操练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集体活动时以摇铃为号，清晨，铃声一响，师生立即整队出操；晚上，就寝铃口向过，立即熄灯睡觉，使学生从入校的那一天起，就养成遵守纪律的好习惯，形成一种良好的育人环境。平时，每天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再上一个小时。学习时须放好哨，一旦发生“情况”，学生便立即分散隐蔽。情况危急不能集中学习时，就把学生编成3—4人一组，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秘密学习。而且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每天晚上，各学习小组在检查过学习纪律、群众纪律以后，就围在豆油灯下学习功课。由于学生一般都很年轻，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富有朝气，都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政治觉悟较高，所以学习积极努力，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学生们从一入学就养成了艰苦朴素、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良好风气。

二、游击式教学

“一边打日本，二边学习文化知识”，校长郭鲁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实际上就是简师的办学方向。

学校在姚家庄呆了大约五个月，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开始随军转移，转入“游击”教学。当时，学校为每个班配备了七、八支“汉阳造”步枪、若干手榴弹，还有梭镖、大砍刀等武器，跟随六分区十九团和枣南、武城县大队边转战、边教学。为防止敌特破坏，要求对学校的一切情况严格保密，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能透露丝毫信息。

开始时在清凉江东西两岸来回转圈子，与敌周旋，后来逐步向东扩展，移至盛树林、五坊六窑一带(11)。学牛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放哨，化装成拔草、拾柴的孩子监视敌情。后来，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扩展到南至运西要庄、石佛(今属故城县)，北至武城四夏庄(今故城县赵行一带)的区域内。学生没有固定学制和班级，学生随走随招，学校走到哪里就把新生招到哪里，在哪里休息哪里就是课堂。当时，学制说是1—2年，实际上学生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毕业”，随来随走，流动性很大。根据战争和工作的需要，一些学生随时被抽调补充各级地方政府参加工作或编入军队，其余留下的学生同新招收的学生再编为新班继续学习。年9月份招收的一班学生，到第二年7月招收三班、四班时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陆续全部走光。

居无定所，教无常规，是这一时期办校的一个明显特点。行军时，老师背着用马粪纸做的简易黑板，每个学生发一小块白方布把课本包在里面，绑在身上，休息时便席地而坐，掏出课本，用双膝当课桌抓紧学习，成为“挎包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老师对教学依然非常认真，对学生学习、生活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学生学习一旦不认真，就有可能被罚站反省(后来这项体罚规定被取消了)。

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学牛，是简师各项工作的核心和灵魂。当时，学校政治思想指导课程在全部教学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和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学生们绝大多数非常年轻，对国家、人民只有朴素的感情，对党的知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知识都知之甚少。因此，学校领导认识到，要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教学中有一定份量的政治课，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坚定阶级立场，对党的基本知识增强了解，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忠诚信念。经常性教育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毛主席在整个革命战争中，发表过众多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学生们的必修课教材，如《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反对自由主义》等。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学生逐步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了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把当前的民族战争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增强了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坚定信念。其次，通过进行爱祖国、爱人民、反侵略、反内战和抗战必胜的教育，讲抗战形势，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使人们心中有数，平时有备，坚定信念，增强胜利信心，身临战场困境不慌，面对艰苦环境不怕，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和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冀南简易师范从一建立起，就带有明显的半军事化性质。它的教学方针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除了文化课程，还开设有军事课，主要学习怎么打枪，怎么站岗放哨，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依靠群众掩护自己等军事常识。其中，学习做群众工作是军事课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经常教育学生，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人民战争，离开了群众寸步难行。教育学生一旦遭遇敌人突袭时，怎样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使老者认“儿女”，青年认“兄妹”，自己认“姑姑”、“姨娘”，欺骗敌人，保护自己。同时，进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为群众办好事，实心实意维护群众利益，比如为房东打水、打草、扫院子等，和群众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良好校风蔚然形成，得到广大群众的赞誉和支持。

除了学习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部队培训军事干部。为了尽快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冀南军区选派了大批干部到学校插班学习，主要学习基本军事常识，提高军事、文化素质。这些学生毕业后，直接走上战场，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年在我军发动的强渡黄河第一役——鲁西南羊山集战斗中(12)，很多简师的学生担任了连、排长职务，他们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一些同学为国捐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以后，还向济南空军干部学校、保定军校等高级军事院校输送了大批人才。在这些学生中，后来不少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据不完全统计，学校共培养出省、军级干部17名，师级干部76名(13)。据现有资料所知，其中至少有6人被授予少将军衔(14)，号称冀南红色“小黄埔”。

三、支部建班上

冀南简易师范自建校始，即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保证教学顺利进行。建校初期，由于学生大部分来自军队和各级抗日政府的推荐，党员学生较多，学校建立了党支部，设有专职党支部书记，专做政治领导和基层党支部工作，职责是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教育和发展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任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做党务工作。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任仲全同志来校任职时尽管年方21岁，但此时他却已是具有5年党龄的“老干部”了，先后在故城县委、冀南六专署工作，被郭鲁选中调来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经过他卓越的工作，使学校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学校亦越办越大，越办越红火，成为冀南名声显赫的培养、锻造干部的一个大熔炉。年任职的第5任党总支书记朱儒则更是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他酷爱文学，尤好音乐，擅长吹箫，在历任党总支书记中颇具“儒将”风范。他在工作之余热衷于诗词创作，离休以后出版了《天籁轩吟草集》，为至今健在的运河中学文学爱好者中最年长的作者。曾有一段时间，学校还设有训育员，协助党总支书记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训育员有从老师中挑选的，也有从品德兼优的学生中提拔的，如3班学生王瑞生就破格当了训育员，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各班建有党支部，设若干党小组。党内有严格的生活制度，年以前，党员身份不公开，4—5人一个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小组活动严格保密，活动场所无有定址，或在教室，或在野外，或在农舍，完全由党小组长随时指定，秘密召开。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本班同学的思想变化、政治表现，贯彻校党总支的工作任务。

年以后，党员身份逐渐公开化，开始建立定期的党小组生活会、党支部大会，每届支部都有工作计划，有巾心工作，有具体任务。每周六下午用一个小时开牛活会，研究本班学牛思想动态，检查学习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要求十分严格，如有的学牛洗脸用一下肥皂，大家就批评他(她)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看来似乎有些苛刻，甚至好笑，但在当时确是对学生立足工农、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深刻教育。

党组织还十分重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力量。仅从建校之初至年就发展学生党员多人。这些党员学生成为班里的骨干，吃苦在前，甘当重任，热情助人，积极完成工作任务，在生活和学习中树立党员的模范形象，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当时情况下，党员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群众工作，每个党员都分配有联系与帮助的群众对象，把非党员学生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在搞好学习的同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党员的帮助下，让大家都知道，只要进了“简师”，就是进了“革命熔炉”，就要把自己锤炼成“简师优质钢”。

根据学生年轻人多的特点，学校党组织还十分重视团的组织和建设，充分发挥团组织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年党团组织不公开，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各班设有团小组，开展青年工作。年冬季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年4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组织重新组建。筹建时先从各班推选一名党员作团员，负责团的工作，而后建立学校团支部，陆续发展了一批团员。年河北省第一届团代会召开以后，学校团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团组织进一步扩大，各班均成立了团支部，学校成立了团总支，设有专职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一般由党员担任。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复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届团委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学校教学任务，教育青年，团结青年，成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

除了党团组织，还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通过选举，让学生选出自己的优秀代表管理自己、教育自己。建国前，由于教师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成分比较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主要依靠学生开展工作，利用学生会进行社会宣传、动员工作。当时的垦荒、扩军等活动都是学生会做的。解放后，学生会的作用转移到学生自律，督促大家

自觉学习，自觉遵守纪律方面。年8月21日，李竞君(女)同学代表学校出席了河北省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

四、艰难的岁月

冀南简易师范从一创建，学生生活即实行供给制，过着半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当时，虽然解放区财政十分冈难，但是学生的学费、书费、生活费等费用都不须学生个人负担，甚至学生生病、住院也是免费医疗。学校经费主要由边区政府拨款，不足部分由师生勤工俭学收入补充。

可想而知，在当时条件下，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平时，主食主要是小米稠饭和高粱面、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贴饼子，就着咸菜和蒜瓣吃。由于缺盐，咸菜是用当地的盐碱土淋出的硝盐腌制的，味儿苦，学生们入校后吃这种盐做的菜，很不习惯，大都要泻十天半月的肚子。学生风餐露宿，走到哪里就由哪里的老百姓负责做饭，吃完记上帐，然后由政府从公粮rfl减免。吃饭时多数时候在露天地里，几个人分一小组，盛一小盆菜大家匀着吃。平时还好，若遇上刮风，可就苦了，碗里落下一层尘土，十分牙碜。就是这样谁也舍得扔掉，硬着头皮吃下去充饥。尤其到了冬天，更是苦不堪言。那年月天气格外的寒冷，学生穿的又十分单薄，手脚都冻裂了。手背长满了皴，流着血口子，吃饭时冻得捧着饭碗直打哆嗦。

住宿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大都借住在老百姓的柴禾屋、牲口棚里。由于地上潮湿，铺上麦秸隔潮。尽管这样，还是很多学生身上都长了疥疮，痛痒难耐。没有药治，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由老师带领，避开女人到坑塘里洗洗澡，涮一下身子，讲讲“卫生”。冬天刺骨的寒风从木板门缝里钻进，冻得浑身打牙巴战，脑袋象裂了一样，有时整宿都睡不着觉。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学校口向应党的号召，发动师生

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群众的生产，比如纳鞋底、做军鞋等，增加收入，努力为学习创造

条件。日用的纸张笔墨、生活用品，差不多一切可以自己想办法能解决的都是自己解决。学生们被逼迫进行发明创造，他们把芦苇秆儿削尖，做成蘸水笔；找一些“蓝颜色片”沏成墨水写字。

除了学习文化，学生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还要负责递送情报，站岗放哨。只要十二里庄、康庄、饶阳店、武官寨及武城县城炮楼的鬼子一出动，情报员送来情报，学生们就要立即分头行动，火速到附近村庄送信，帮助群众空室清野，进行转移。有的时候晚上还要行动，组织大一点的同学到双冢屯、康庄等处的鬼子炮楼喊话，骚扰日军，瓦解伪军，以反对“大东亚共荣圈”、反对中、曰、伪亲善为主要内容，进行抗日宣传。对日伪皇协军，则进行政策攻心，告诫他们不要替日本人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记着两本账，一本红账，一本黑账，做了好事记红账，做了坏事记黑账”，“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搅得敌人彻夜不得安宁。有时学生们完成任务回来已经入睡了，敌人的机枪还“当当当”、“当当当”地响个不停。想到敌人草木皆兵、将虚当实的狼狈相，大家忘记了危险，忘记了疲乏，一边议论，一边比划，直乐得哈哈大笑。敌人“忙碌”了一宿，第二天就倒头睡开了大觉，再也没有精力出动骚扰了。

每逢附近村庄大集日，学校还自编自演街头活报剧，由学生分别扮演蒋介石、汪精卫和希特勒，揭露蒋、日、汪合流的丑行。当然，宣传演出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惊险的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学生们正在军屯集上演出，十二里庄炮楼的日伪军出动，学生们闻讯赶紧撤退，跑到村北一苇塘躲藏。鬼子骑着洋马追到塘边，以为是一群小孩在洗澡，便悻悻地回去了。有的时候，学生还直接配合民兵进行锄奸活动。驻守在西半屯炮楼的一个伪军小队长平时作恶多端，我地下党组织屡次警告无效，决定除掉这颗钉子。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情报，知其出了炮楼回家侍侯他老婆坐“月子”，学生们就和民兵摸到河西街他的家中，将其骗出村外在打谷场击毙，并在他的身上贴上纸条，以抗日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揭露他的罪行，以警告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效力的铁杆汉奸，再若执迷不悟，这便是他们的下场。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学生们的意志，他们不怕困苦，不怕牺牲，尽管有的学生甚至在执行任务时负了伤，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掉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学生们高唱着《苏联骑兵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洋溢着革命豪情，“在那广大的田野路上穿过，没有风来扬起灰尘，这是我们的勇敢骑兵，勇敢的骑兵向前挺进。”(苏联骑兵歌歌词)环境稍为宽松的时候，学生们还和从天津沦陷区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打谷场上与群众联欢，演出“二流子转变”等剧目，大唱抗日歌曲以及群众喜闻的《四季歌》等流行歌曲，“业余"文化生活十分活跃，乡情、亲情气氛非常浓厚。一次，在姚庄附近村庄演出“二流子转变”和舞蹈节目时，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六分区部队来校要人，文艺骨干孙绍增、谭磊(女)等四名同学参军走了，成为文艺界的“腕”级人物。

第二节大运河边云水荡

一、斗争中壮大

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决定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作为全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在闭幕词中借喻“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下定决心，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党的七大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吹响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进军号。这是四万万中国民众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正当要求，是长期被压抑发出的怒吼；这是亚洲雄狮觉醒以后抖擞威风的长鸣，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解放区人民扬眉吐气，蒸蒸日上。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冀南解放区形势和全国一样，胜利在望，驻枣、武、故一带的日伪军躲在炮楼里，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十九团一部和武城县大队拔掉了运西武官寨、何刘屯、河西街等敌伪据点，使日伪军全部龟缩到武城县城，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运西成了冀南区党委、冀南军区及各直属机关活动的基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年7月冀南简易师范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十二里庄。

顾名思义，十二里庄距武城县城l2华里，本是华北平原上极常见的一个普通村庄。公元年，德国人在此修建了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的天主教堂以后，小村便出了名，方圆百里无人不晓。教堂内有高耸的双子塔楼（即人们俗称的亭子)，恢弘的“颂经堂"，还有三座二层高的楼房。其中，南楼高大，中楼坚实，北楼玲珑，二层以下建有半阴半阳的地下室。这样大规模的建筑群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来说十分罕见。

这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天主教神甫已不知去向。学校在此稍做休整，并在运河东、西两岸敌我双方对峙的枪炮声中招收了三、四班学员。不久，从收音机里传来日本鬼子投降的喜讯，全校师生欢呼跳跃，欢庆这一历史上的重大节日。

7月20日，武城县全境解放。9月份，冀南简易师范迁址县城，以文庙作为校址，从此，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有了固定的场所。

武城文庙是当时周边县城规模较大的一处古建筑群，是历代衙署供奉孔子的地方，被封建文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冀南简易师范到来之前，这里已被辟为武城抗日高小。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学生们拉倒庙里的神像，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公开宣战，把供奉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的庙堂改做新式学堂。

冀南简易师范迁来以后，武城抗高搬出，学校除了占有原高小校舍以外，又把路北的城隍庙改做食堂、宿舍，大约能容纳来人。大家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武城县古称贝州，县城(今武城老城镇)自年立城，上下年，为武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历来是鲁西北地区重要的水陆码头，交通要塞。大运河养育了两岸人民，也孕育出特有的运河文化。沿河人民对大运河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把它视为自己的母亲河。为了发扬和继承这种运河文化，冀南简易师范更名为运河中学，从此掀开了它新的篇章。

正当全国人民擦干了眼泪，沉浸在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美国公然实行扶蒋反共政策。蒋介石有恃无恐，继续保存实力，排斥任何改革，压制民主，顽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企图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状态，于年6月26日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和一切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

年5月4日，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联合发出《关于紧急的战争动员指示》，要求各地：“(一)立即在全区

进行紧急动员，团结一致，反对内战，粉碎反动派进攻；(二)军区部队加强对伪顽军的侦察和边沿区的警备及反特活动；(三)各县区组成指挥部，统一指挥游击队、公安队、民兵自卫队，组织联防，维护治安，保证战争供给及运送等工作。”

武城县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学校定址县城后，学习环境虽然稍有安定，但社会秩序仍然一卜分混乱。恩县、平原、武城、夏津等县的…一些恶霸地主和伪顽残余分二纷纷逃往德州，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组织“还乡团”，勾结国民党特务，潜入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杀共产党员、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气火番十分嚣张。敌伪十匪经常向校园里扔手榴弹、坷垃砖头，恐吓学牛。为防敌特破坏，保证师牛人身安伞，学校成立了校卫队(共有5支长枪)，并规定学生上街不允许单独行动，必须3—5人结伴而行，以防不测。

这一时期，除了文化学习，学校还有三大任务，一是协助部队锄奸反霸，歼击盘踞在运东一带的敌顽势(如带有上匪性质的围民党残部张八、李九、“胖娃娃”)。9月3日，冀南军区卜九团在解放临清后日夜兼程奔赴夏津，配合分区基干一、二团、夏津独立团、运河支队及夏津五、七、九中队，对被十几天的夏津顽敌展开猛攻。学校组织学生协助部队参战，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抬担架、运送战利品，支援前线作战。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守城伪军，活捉伪队长谭一阢：义、伪区长孟锡九、刘宗瑞，淹死和毙、俘伪军余人，缴获追、机枪近百挺、长短枪千余支，夏津宣告解放。l0月25日，又参加了解放恩县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二是配合战争进行扩军宣传。年7月，中共冀南区党委做出《关于建立青年武装及各种动员青年参战组织的决定》，指出“党必须最大的努力，采用各种有效的作方式与组织力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动员与吸引广大青年积极踊跃参战参军。”

年9月，冀南二专区掀起参军热潮，学校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以冀南行署工作队的名义，深入各村宣传我党和平建国主张及敌我斗争形势，宣传各级党委有关《参军动员的决定》和《参军动员提纲》，教唱革命歌曲，鼓舞爱国热情，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当年仅武城县参军的青年就有人。三是配合区党委的中心工作，上街进村，宣传反内战、反独裁、反压迫民主思想，开展拥军优属，组织生产自救等。年7月，卫运河涨水决口，武城、夏津许多村庄被淹，损失严重。学校组织学生积极投入到生产自救活动中来，帮助群众抗洪抢险，发展生产，渡过灾荒。

随着形势的不断好转，学校员工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l年11月2日，冀南区六专区改为二专区(15)，辖冀县、枣南、故城、武城、清河、平原、高唐、夏津和恩县9县，因此学生生源也主要来自这些地方。另外，邻区山东乐陵、禹城，河北馆陶、隆尧等县的学生也纷纷慕名投考，使运河中学声名远播，成为当时的抗日名校。

运河中学对解放区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大，敌人对其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千方百计施以报复。武城县城是附近三县(故城、清河、夏津、)农、工产品的集散地，每逢集日，商贾云集，市肆栉比，交易殊盛。这时，也是学生上街宣传群众的大好时机，学校常常组织宣传队进行街头时事政治宣传。由于敌特告密，l年国民党济南王耀武部派飞机趁武城大集日，以运中驻所——文庙为目标，多次对运河中学狂轰滥炸。为了避免更大伤亡，学校一方面采取措施，除了挖防空洞、防空壕外，还把文庙屋顶的蓝色琉璃瓦(因其闪光，目标明显)铺上苇箔，涂成黑色，进行掩饰，以免再遭敌人空袭。一方面将学生暂时分散到东屯、饮马庄、祝官屯一带村庄学习。在学校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师生们没有被反动派的炸弹所吓倒，学校秩序井然，有工作任务的照常工作，没有工作的就坚持上课学习，没有丝毫恐慌。

年，郭鲁专员奉调带领一批学生去接管石德铁路(石家庄——德州)，辞去了校长职务。从此，他便一直工作在铁路战线上，后来曾经担任铁道部副部长、顾问等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接替郭鲁的晁涌光校长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毕业于山东大学，是当时的高材生。他不满敌伪政权的统治，来到解放区，投身于革命。平时，他喜欢穿西服，系领带，仪表非常气派。他经常胸挎照相机，随时拍摄一些战地见闻，人们看着都非常稀罕，以至有些人近乎看不惯。这在当时，他的已经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那些讥笑我们的抗日军民为“土包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无疑是一个挑战!第三任校长潘冠三更是我党当时少有的知识型干部。他参加革命较早，他的爱人就是著名新四军将领彭雪枫的遗孀。早年，他毕业于孙中山创建的安徽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在蚌埠)，曾任过我党抗日县长，来校任职前为新四军教育科长。他平易近人，酷爱学习，手不释卷，在担任校长期间，每晚深夜一点钟以前几乎没睡过觉。长期知识的积累，使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对斯大林所著的《干部必读》卷本)甚至能通篇背诵。他以高深的理论水平，经常亲自为学生讲课。他讲课时，诙谐幽默，深入浅出，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课堂气氛热烈，深受学生欢迎。

运中的决策者们深知，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队伍的质量。因此，他们不断选聘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充实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力量。运河中学继承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教育理论，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加强教学的实践性、直观性和巩固性，奠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从此掀开了它崭新的一页。学校教学在课程设置上比较超前，例如年数学课就设置了簿记知识，内容与国际“接轨”，讲授比较先进的“借贷记帐法”。“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些知识不要说当时学生们听起来非常新鲜，就是比我们现在的实际应用也还早了近50年!理化教师康寿芝是坚持“教、学、做”相结合的力行者，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化学元素，然后搞实际试验，教学生如何熬水胶，如何烧石灰，甚至教学生自己动手制造出肥皂，在勤工俭学中发挥出很大作用。地理教师赵瑞林曾经给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当过译员，他曾到过世界很多国家，对世界地理知识十分丰富，讲起课来得心应手，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还有语文老师李雪原本是《冀中导报》的编辑，因为养伤，组织上调其来校任教。以一文字功底深厚的编辑来充任中学的教师当然游刃有余。另一位语文教师梁焕庭潜心钻研教学，甚至自己编纂出简易《字典》，教学生认读，为学生学习文化提供了方便。现在看来，这些无异于天方夜谭，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歌震运河畔

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取得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

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

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震动了日本朝野，对日本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更为振奋人心的是，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喜讯传来，全校师生欢欣鼓舞，于平老师以饱满的热情连夜创作出歌曲：“8月8日，星光耀耀，苏联对日本宣战了……”第二天歌声就传遍了校园。

就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学习中，运中充满了歌声、笑声，他们没有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没有因残酷的环境而悲观，在歌声中坚定了立场，在歌声中增强了信心。为了坚定学生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把开展生动活泼的文艺宣传活动当作他们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有利武器，在教育群众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学校选调文艺骨干，成立了运中剧团，配合各个不同阶段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的需要，排演不同内容的节目，寓教于乐，进行政治宣传。于平老师兼任剧团团长，并主编和油印出版了多期《运中新曲》，丰富解放区文化生活，为广大军民所称道。在党和政府开展的减租减息、扩军、土地改革、拥军支前、生产救灾等项工作中，学校组成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生几乎天天和群众在一起，鱼水情深，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们自排自演《白毛女》、《血泪仇》、《杀父仇》、《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下乡、进城(例如夏津、旧城等)演出，与当地农民一起联欢，既向群众做了宣传，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激励他们积极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又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日寇投降以后，学校和军民联合召开庆祝大会。欢腾

的人群在一块空地上用苇席搭起彩棚，两旁坐满了部队干部、战士和学生，相互拉唱革命歌曲。真个是你方唱罢他登场，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把整个会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会后，学生们演出了文艺节目。

从年8月至年6月底是抗战胜利到新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磨刀，积极准备内战。年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40多万兵力，先后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三次猛烈进攻，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泰蒙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为了及时揭穿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嘴脸，于平老师创作了《制止内战》、《拨开乌云见青天》、《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老蒋倒了霉》、《大反攻》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经过学生传播，响彻解放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特别是那首《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词：“想中央，盼中央，中央军来了更遭殃……”，配着脍炙人口的曲调，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全国人民讨蒋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口头俗语。他还满怀激情创作了蜒河中学校歌》，让学生每天歌唱。“运河水，三千里长……”的歌声道出了学子的心声，激励他们自觉地改造着思想，汲取文化知识的营养，渴盼着成为祖国的栋梁，把学校办成革命的熔炉，干部的摇篮。这首歌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至今有些老校友每当回忆起校歌，便神采飞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每到周日白天，学生们就走上街头，抬着许多漫画牌，用拉洋片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美蒋勾结阴谋内战的罪恶行径和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思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每周三晚上，便带着乐器，抬着汽灯，到周围村庄演出文艺节目，宣传群众，提高自己。

为保卫胜利果实，年冀南全区掀起了新的参军高潮。这年秋天，学校抽调几十名学生到运东沙庄区协助扩军。当时，运东一带环境非常复杂，土匪猖獗，还乡团暗杀活动也十分频繁。学生们3人一组，每组配备步枪1支，手榴弹9枚，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历时两个多月。新兵整训时，运中剧团共50多人去夏津宣传，白天教战士识字唱歌，晚上会同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冀南军区文工团演《白毛女》等节目，并组织新兵忆苦，激发他们的阶级仇。人们参军打蒋匪的热情空前高涨，仅祝官屯一个村就报名99人，自带枪支组成一个新兵连，被编入华东野战军。为了扩大影响，还组织他们到武城县城游行亮相，展示扩军成果，扩大社会宣传，不到20天的时间里，全县就动员名青年参军，送到各地补充部队。

说起运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冀南一带名气甚大。运中的文艺演技功底非常深厚，演出水平很高，不仅能表演双簧、快板、相声、男女声独唱、大合唱之类常见的节目，甚至能排演京剧、河北梆子、评剧、歌剧、话剧这样大型的现代和传统剧目，如《白毛女》、《打渔杀家》等。演出形式带有浓厚的乡土风味，为当地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在每一届学生中，都培养出一些“专业"能手，成为业余剧团的台柱子。比如9班的段志国和10班的马灵瑞主演的《白毛女》、干部班京剧演员李淑惠演出的京剧，都深受人们欢迎，百看不厌。还有9班崔凤香的箫、笛，孙志英的京胡、二胡，在校内外都小有名气。尤其是4班的孙泮楼在《白毛女》中饰演“杨白劳”，演得活灵活现，从此一炮走红，终生和“杨白劳”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参加上海芭蕾舞剧团工作，也一直演“杨白劳”，在国内外颇有名气，可以说成了“杨白劳”的化身。由于学校文艺节目演出精彩，演员演技水平高，年冀南军分区一次就动员了10名文艺骨干学生充实到军分区文工团。

在运中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不仅人们的思想受到锤炼，而且饱受文艺的熏陶。在于平老师的影响下，学校文艺活动长盛不衰，培养出一大批文艺人才，四十年代出了王原克、五十年代出了孙焕英、六十年代出了林玉华等这样的在军内外乃至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词曲作家。

三、运中“南泥湾”

针对当时面临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年至年，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年，毛泽东同志对生产自给运动的重要性作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

大生产运动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锻炼了解放区军民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成为当时支撑运中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运中学生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家境相对清苦，为学校带来了农民勤劳俭朴的好传统。学校因势利导，教育学生崇尚俭朴，艰苦奋斗，生活朴素，成为运中不断进步的传家宝。

年，冀南清河、枣南等县长期大旱，蝗虫和霍乱病流行，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年，枣南等县连续发生蝗灾，运河决口，解放区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这为办学也带来很大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抗日政府还是尽最大努力给师生生活以关心照顾，实行生活补贴，稳定教学情绪。

年学校迁至武城县城以后，环境虽然稍有改善，但各方面条件依然很差，学生们睡的是麦秸铺成的地铺，浑身都长满了虱子。但是，这比起建校初期的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食不饱腹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当时，学生家庭特别困难和干部烈士子女每人每月补助70斤小米，一般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每月补助50斤，中农以上的子女每月补助30斤，一月下来有节余的学校还给点零花钱，可以打打牙祭，不够吃的就从家自带口粮。年3月，二专区通令各县、区整理财政，减轻人民负担，规定村财政不经区批准，不准征收粮款。学生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从年至年下半年，学生们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吃过一顿馒头，生活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生活，学校提出“以生产为主，学习为辅”，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校长晁涌和教师们一起带领学生到田间拾麦穗、拣豆荚、收地瓜，努力搞好学校生活。学生们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自己动手垒起土窑烧石灰、木炭。没有石料，就去拆庙宇门前的台阶，或走街串巷到处去拣大户人家散落在街上、路边的青石板及废石块，在康寿芝老师的指导下烧窑。烧出的石灰质量很好，可与从灰场买的相媲美，学校用以修建房屋，非常实惠、经济。此外，还学着熬水胶、制肥皂，既为学校创了收，又巩固了学到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学校办有大众书店、大众油坊、百货商店等企业，都有学生参加，并组织学生为书店搓纸捻(钉书本用)，为商店折叠烟盒，按当时价格1斤纸捻可以换8斤小米。因为搓纸捻比较费事，挣钱少，有的学生就到工厂做工。当时，武城县城内有一家手工作坊式的机械厂，主要制造枪管。学生们到该厂用手工摇机床，笨重的轮子须四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摇动，劳动强度虽然很大，但是每天可以挣到几斤小米。所以尽管累得腰酸背疼，大家毫不在乎，咬着牙坚持干。尤其是学校开办的缝纫厂、纺线组，学生们做出一批批军鞋支援前线，既增加了学校收入，又减轻了群众负担。

在大生产中，学生们经过磨练，都成了多面手，大家一边务工，一边务农，劳动积极性非常高涨，一有生产任务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种粮、种瓜、种烟，样样都会。在运，河冲积的河圈里开出余亩荒地种粮种菜，还到饮马庄、刘庙等附近村庄种西瓜、白菜、蓖麻、烟叶等。年后又把远离学校几十华里的清凉江西岸的小营村做为劳动锻炼和改善生活的生产基地，以种植红高粱等粮食作物为主，耕、耙、耩、耢，从春到秋，直到收获，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大家平时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和掺上白菜叶子做的稠饭，很难见到白面饭食。有时饿急了等不及开饭，就把冰冷的红高粱面窝窝头架在火上烤，扒掉外边烧糊的皮便香甜地啃起来。尽管如此，可人们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大家一边劳动，一边唱着于平老师创作的《开荒歌》：“铁锨铮明，地皮梆硬，我拿起铁锨来，使劲用脚蹬，掘呀，掘呀!我要争个劳动英雄!”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夏天，西瓜收获了还要自己去卖，同学们一边卖瓜，一边唱着于平老师谱写的歌曲“买西瓜，买西瓜，西瓜圆又大，绿皮红瓤甜又沙……”，引来群众好奇地观看、购买。这时候，眼见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大把的钞票，大家分享着收获的喜悦，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辛，也忘记了肚皮的饥饿。秋季烟叶熟了以后，学生们自己动手盖起简易的烤房，在灶火里生上火，将烟叶放在土炕上煲。辛辣的烟雾熏得人张不开嘴、睁不开眼。学校虽然设有医务室，但是药品缺乏，治疥、灭虱虫的药没有。有的学生就想出“高招”，索性把自己的衣服也放进烤炉，用以熏杀虱子，这种发明“专利”至今人们说起来还津津乐道。

那时清凉江沿岸盐碱地多，人们形容说：“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碱巴。”由于战争频仍，海盐受阻，运不进来，这一带老百姓没盐吃，就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在盐碱地上挖出一个个大坑，把碱土倒进坑里，用水搅匀，第二天便泛起一层薄薄的盐疙巴，捞出来晾干，这就是硝盐。硝盐味苦，一方面用来炒菜、腌菜，一方面可以供应兵工厂做炸药。每年春天地上冒白硷的时候，学生们便开始在西里屯一带村庄淋硝盐。淋硝盐劳动强度大，程序比较复杂，挖坑、刮土、运土、填池、运水、淋盐、晒盐、刮盐，最后运盐，一般得须三个月时间，每到这时，便基本上中断了学习。

此外，还组织学生帮助书店串村卖书，用多种方式增加收入补充学校费用和零花钱。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它不但培育了学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优良作风，而且还为学校增加了收入，学生生活有所好转。学校生活委员会定期研究改善伙食，每逢五一、中秋、元旦等重大节目都能美美地吃上一顿馍馍肉菜，从而稳定了学生情绪，保证了教学。

第三节洋教堂内书声朗

一、移师洋教堂

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号召：“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也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同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冀南民工和干部随军南下，运中学生也有一些学生参军南下，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学校按照边区政府的要求，积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主要承担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开办初中班，“培养革命青年及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二是开办师范班，“培养高小教员及中心小学校长”。这一时期，坚持政治思想教育与学习文化知识并重，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兼顾将来，积极建设学校，为向新型正规中学过渡做准备，是学校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冀南区二地委、行署考虑到，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运河中学要扩大办学规模，现有的文庙房屋已不能满足需要；而且有了敌机空袭的教训，决定将学校迁址。在当时条件下，十二里庄教堂房屋宽敞，又可利用天主教堂做掩护防止敌人空袭，且这时十二里庄的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教会斗争，加之冀南区曾在医院，在此办学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比较适宜学校发展。

年3月，学校迁至十二里庄后，占用了教堂的“颂经堂”和三座洋楼，改造成教室、宿舍，从此一直在这里办校40年。

当时，我国解放战争正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学校面临着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新的使命。地委、行署对运中的发展十分关心，年上半年，地委书记张继先亲临视察，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

历史老人仿佛开了二个玩笑，在原本供奉儒家祖师孔子的圣地——县城文庙，进驻了运河中学，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型学校；而今，在崇奉天主的洋教堂内，又开辟成了共产党人无神论者的课堂!

由于十二里庄群众90％都信仰天主教，教民对学校占据他们的经堂，口里不说什么，实际思想不通。学校党组织这时已经公开化，就向党员和学生分配任务，每个党员带领学生分包几户教民，一到星期日就去他们家中做工作，宣传唯物辩证法，与他们开展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大辩论。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多数教民都能支持、理解学校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学校、教会并存，各有各的信仰，校、村关系和谐，从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学校承继简师之风范，坚持以德育为首，以教学为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学生除了参加淋硝盐、种烟叶等劳动外，还配合土改搞一些社会活动。年1月一2月，冀南二地委召开全区整党会议，会议认真揭发并清算了土改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开除了某些损害人民利益的分子，整顿了队伍。冬季，全区农村组织分批整党。这次整党是和土改扫尾、抽补纠偏、划定阶级成分同时进行的。学校党组织也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参加农村整党活动，帮助农村干部群众学习土改政策，完成整党、建政，准备明年生产运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年4、5月间，第四野战军45万人南下路过武城县境，学生们和周围村庄的群众打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夹道迎送慰问，向子弟兵献花、送水。许多学生为部队战士昂扬奋发的士气所感染，有的投笔从戎，随军南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是日，武城县党政军民各界集中在城关高小操场举行建国庆祝大会。运中学子和全县、全国人民一道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学校里贴满了欢庆的标语，红旗、歌声沸腾了校园。运河中学揭开了她崭新的一页。

二、名校鹊声扬

年8月，学校更名为冀南武城中学。

随着教学秩序的稳定，教学环境的改善，学校在冀南日报发布《招生简章》，不断扩大办学规模。至年，共成立了11个班，其中有三个地干班(即冀南行署地区干部班1，三个师范班。按边区政府要求开齐中学的全部课程，并陆续使用“开明书店”印制的正式教材。主要课程设置有国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地理、历史、生物、生理解剖、动物、植物、音乐、美术等。从9班开始，招生和教学秩序步入正规，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学生按时毕业。正规的教学体制至此完备。

这一时期，学校得到了较快发展，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学设施日臻完善。经过历年扩建维修，到年，学校占地面积53.5亩，房屋余间。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不但建立了大、小伙房，还修建了餐厅。医务室免费为学生治疗疾病，基本上做到了小病不出校。

随着天津、济南的解放，从这些地方搞来一些书籍和教学仪器，建立充实了图书室、化验室。至“文革”前，图书馆藏书23万余册(不包括各类杂志)(16)。图书种类繁多，其中仅《万有永库》丛书就达8万多册。许多书籍，如世界名著《堂吉诃德》等都是中英对照文本，十分珍贵。还有各种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及科技书刊，包括马、恩、列、斯全集、《孙中山全集》、《毛泽东选集》等领袖经典著作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著作，甚至“四书五经”、《春秋字典》等线装古籍善本也尽入馆藏。除此而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众日报》和《新华月报》、《诗刊》、《人民文学》、《新观察》、《青年》等报刊收藏齐全，而且都有创刊号。学校图书室的规模，不仅附近各县无与伦比，就是专区所在地德州市也望尘莫及，堪为鲁西北之冠。图书室不仅藏书量大，而且还保存着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如《冀南烈士目录》，对各个时期的烈士名录收集非常齐全，成为人们查阅有关资料的权威依据。理化实验室也具有相当规模，存有各种生物、植物模型、挂图、标本和显微镜、发动机、水压机模型等，教学仪器基本配套。

各种文体器材也十分齐全，不仅人们熟知的琵琶、京胡、二胡、笙、箫、唢呐等民族管弦、吹打乐器应有尽有，而且为当时一般人所鲜见的钢琴、风琴、手风琴、曼陀林等各类西洋乐器也添置不少。体育器材种类繁多，除了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常见球类及单杠、双杠、吊环等器械以外，鞍马、山羊、标枪、铁饼、铅球、垒球等田径器材也一应俱全。

武城中学集合了一批教育精英，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除了建校初期的老教师以外，又陆续从山东大学、山东师大、河北师大以及曲阜、聊城师院分配一些毕业生来校执教，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有层次、阶梯型的教师队伍。武城中学的前期辉煌乃至中期鼎盛，仰赖它拥有着一大批德高望重且学有专长的、不愧教育家称号的资深教师。学校鼓励教师学有专长，教有专长，注重知识传授的科学性、思想性。有些教师教学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涌现出许多教学尖子。语文教师吕守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对古诗韵律研究颇有成就，受到学生竭诚拥戴，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邀聘为参议员。他胆识过人，铁骨铮铮，决不允许伪知识和不良文化通过他的讲授进入学生的头脑。他尤其尊崇鲁迅，特别佩服鲁迅的人格和文风，对那些没有骨气的文人嗤之一鼻。当他在讲述课本中某“大文豪”写的一篇肉麻地吹捧阿谀苏联“老大哥”的课文时，竟然不无轻蔑地当堂说道：这种东西讲它干什么?我看算了吧!说着，还举出文中媚气十足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用粉笔一划，说“这什么也不是。”在中苏友好正在蜜月的解放初期，在那个文豪正在登峰的辉煌岁月，吕老师这一番话，不啻一声惊雷，引起满堂学生敬佩的目光。数学教师朱子孚在夏津县数学比武打擂中，则打遍“天下”无敌手，保持了擂主地位，名噪一时。还有王巨山老师上数学课时一般不拿教材，将课本内容熟记在心，课程学到哪儿，他就张口讲到哪儿，所讲内容与课本不差分毫。英语教师何明渊毕业于燕京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去欧洲参战的中国劳工当翻译，以后滞留在西欧，年回国后即来武城一中任教，英语对话具有相当水平。非但如此，就连现在不被一些人看重的音乐课也是选派精兵强将担任，如音乐教师翟盛桓系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从中央乐团调入。以这样的一流文艺工作者，分配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工作，这在今天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新中国建立后，国泰民安，群众学文化的欲望增强，学生逐年增多。为满足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年，将河北省武城中学升格为省立学校，校长由省教育厅直接任命，学生毕业证书须加盖省教育厅公章。

随着教师队伍不断扩大，成分也变得比较复杂，一方面充实了一批学历较高的年轻教师，为教师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也有少数国民党员(如赵象千、张映晶)、三青团员(如梁尔成)，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官员，他们作为一般历史问题，经过组织审查，以其良好的表现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辛勤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自学校创建至文革前，较好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对待教师出身或历史问题，一视同仁，大胆使用，放手让他们工作。学校党支部不拘一格用人才，唯才是举，甚至还让一些家庭成分较高及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资深教师担任了教研组长。这些人虽然都出身于旧社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所以能在生活待遇非常菲薄、工作条件极其艰难的境况下和党保持一致，努力奋斗，献身教学。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大家与党同心同德，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以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己任，辛勤耕耘，讲课畅所欲言，言论无拘无束。教师赵象千知识渊博，曾经先后担任过语文、英语、地理、写字、绘画、历史等多门课程。他讲课时旁征博引，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深受学生欢迎。有的学生跟不上课，他视为自己的耻辱，竟然当众煽自己的耳光，连声自责说：“我是怎么教的学生!我是怎么教的学生!”使人无不为之动容。学生感到惭愧，以后听他的课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学到的知识非常扎实。还有杨聿修、扈光曾、王丙环等老师讲课都有风格特点，都是教学骨干，学生们对他们的教学方式至今啧啧称道，印象颇深。五十年代至“文革”前，虽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一些教师受到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得比较好，一些教师一方面接受批判，一方面坚持教学，使教学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前茅，在鲁西北一带享有盛凿商。

至“文革”前，学校教职员工达52人(其中任课教师35人)。一直到六十年代，在各地初中比较普及的情况下，武城中学以其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仍旧吸引了南宫、清河、武城、枣强等县的学生舍近求远纷纷前来投考，办校规模和声誉达到鼎盛时期。

三、教学训有方

学校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摆在首位，依靠共青团、学生会、少先队，积极培养一支能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牛骨干队伍，党有党总支（50年代后期改为党支部)，团有团委会，队有大队委员会，校有学生会，班有班委会、团支部、队委会，管理有序，秩序井然。新生入校，校长都要先讲第一堂政治课，进行传统教育。

建国初期，学校按照第…次全国中学教育会议通过的《中学暂行规程》、《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不断建立健全各项教学规章制度，抓教学管理，抓民主教学，使武城中学步入新的辉煌。如学生公约规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尊敬老师，注意听讲；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公共个人卫生；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等。班级经常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通常由任课老师主持，让学生谈自己对某一门课程是怎样学会的，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通过交流使学习好的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进一步巩固升华，学习接受慢的同学学到了门路，跟上了课程。同学们交流的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通俗易懂，易学易用，确为一种启发式教学、民主教学的好方法。此外，还定有早操制度、学习小组生活会制度、民主选举班干制度等。学生每天(周日除外)起床后，由体育老师负责，全校统一组织，各班文体委员带队，早操半个小时。身体有病的则统一组织散步。每周六下午，由学习小组组织召开生活会，以学校各项制度为内容，检查总结遵守的情况，同学之间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及时表扬好人好事，然后由班长向班主任老师汇报会议情况。如果有的同学违反了纪律，先由本人视情况在学习小组或者全班大会上检讨，然后同学们提出批评意见和处理建议，报班主任老师或教导处批示。

除去学习文化知识，学校还特别注意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培养高尚的品德和严谨的校风。年 爆发后，每天(周日除外)早8时至8：30时全校师生集合在教导处门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意识，为学生报效祖国。、踊跃参军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一些学生报名参军，奔赴前线，全校师生则为捐献飞机大炮而勤俭节约，勒紧腰带，纷纷从自己的口粮中捐献小米支援国家，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潘冠三校长还亲自讲政治课，他以魏巍写作的雠是最可爱的人》为基调，深入浅出，向学生演讲《幸福之花为勇士而开》，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至今每被学生忆及无不称道。这种组织学生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的做法一直坚持到六十年代，在校园内设置了阅报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体育报》以及《河北日报》、《大众日报》等各大报纸每天按时更换，让学生及时了解国家大事。此外，每个班都订有两份报纸——《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少年报》，每天中午吃饭时，由班干部读当日重要新闻，让大家及时了解新闻时事。

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他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学校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时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饭前课后，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学习，图书室经常人满为患。

武城中学具有比较超前的“开放”意识，比较注意培养外向型人才，较早地开设了外语课，其中几上几下，历经波折。外语课的开设始于年，主要学俄语，当时由大连外语学院等著名院校毕业的一流的教师任教。年，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设立了政治、国文、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卫生、体育、英语、音乐、美术等课程。年秋，遵照省教育厅指示，取消英语课。年恢复学习英语，年改学俄语。年4月14日，冀鲁两省协商以运河为界调整行政区划：河西为河北，河东为山东。冬季，将武城县河西的祖杨、武官寨、饶阳店三个公社和甲马营公社的两个管理区划给(14个大队)河北省故城县。翌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调整。武城一中随着区划的变更，划归河北省故城县，年更名为河北省故城县十二里庄初级中学，从第二学期又改为学习英语。这样，一个年级学了半截俄语只好又改学英语。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引导下，过多的劳动时间扰乱了教学秩序，年开始纠正大跃进时期教学工作中的错误做法，教学秩序逐渐正规。

为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校长除了领导教学，还经常听教师讲课，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并亲自为学生上课。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张仁和除了组织教师听课、观摩教学以外，还曾经担任过初_的政治课。副校长王素轩以60余岁高龄仍亲任数学课，他教学艺术精湛，严谨扎实，列代数式特别强调简捷准确，深受学生敬佩。在充分发挥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年教师教学积极性的同时，学校还十分注意培养中青年教师队伍，以他们为中坚力量，全力以赴抓好教学。在政治上引导他们不断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培养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在教学上，大胆使用，努力发挥个人所长，扬长避短。60年代中期，大部分中青年教师担任了班主任、教研组长。其中王洪德、纪明岚、于洪霖、曲玉琳、张仁桐、张桂荣等成为中青年教师的佼佼者。他们认真研究教学，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赢得学生的爱戴。先在十二里庄中学学习、后又在十二里庄中学任教的于洪霖老师担任27级1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在“四清”、“文革”运动接连冲击的情况下，他狠抓教学不动摇，为学生打下深厚的功底，使该班教学质量名列前茅，许多学生以后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培养出郭居娥(故城县政协主席)、许清林(故城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两个县级干部和许多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

在教导处指导下成立了语文组、数学组、外语组、历史组、地理组、物理组、化学组和音体美组等教研组织，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对教材认真钻研，加深理解，每天晚上都要认真备课。即便是在严重的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师生吃的是地瓜干、青杨叶，但是，教学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教研组的灯光依然亮到深夜。特别是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教育要改革”的要求以后，学校着手进行教学改革，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习课程主课有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每天至少有两个课时。其它科有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写字、体育、劳动等。学校对教学抓得很紧，学生不分远近，一律住校，除了白天8节课，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自习课。受全军军事大比武的影响，各班级抓教学、抓尖子，各科都成立了课外研究小组，有任课老师负责研究课题，开展学习竞赛。小组的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26级4班的宋承恩同学对一道几何题研究出了4、5道解法，对同学们启发很大。学校定期组织公开课，观摩教学，组织教师互相听课，这样的活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在教学方式上提倡“少而精”、“启发式”，克服“多而杂”、“满堂灌”、“填鸭式”现象，“克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变学生长期“消化不良”为“时间的主人”。学校调整和精简课程，减少课程门类和上课时数，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倾向，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讲授的知识起点高，既要教学生学会，又注重指点学生会学，通过启发诱导，给学生留有思考和回味的余地。教师教学认真负责，无论对提问、复习、实验、笔记、作业，还是个别辅导等，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要求学生的口答、笔答、作业、实验报告，都必须准确、精练、工整、规范，评分严，标准高，语文作业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课外，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打破“师道尊严”，一起参加文体活动，变师生关系为亲情关系，经常征求学生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对学生作业经常进行点评和联展，选读范文，利用黑板报、学习专栏展示学生成绩，彰扬学习典型。年，衡水专署教育局曾经以“前进中的十二里庄中学”为题总结经验，被列为专区重点学校。

年3月8日，学校邻近的邢台、隆尧一带发生6．8级强烈地震，学校房舍剧烈摇晃，大礼堂的一个亭子被轰然震倒，险些砸伤正在附近院落排演节目的文艺队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校领导沉着指挥，立即组织师生转移到室外住宿，无一伤亡。为了不影响教学，保证教学计划顺利进行，各班发动学生自己动手，从家中扛来檩条、苇席、麦秸等，在操场上搭建简易防震棚坚持上课。周总理视察灾区的消息传来后，全校师生群情振奋，校园里响起“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的歌曲，一边抗震，一边学习，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教学秩序井然有序，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各门课程没受任何影响。

四、校园沐春光

运河中学迁址十二里庄后，在此整整呆了40年，历尽兴衰荣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学校12个班级，近名学生、50多名员工在这里学习、生活，一派生机勃勃。整个校园气势恢弘，朴素庄重，校园大门口影壁上书写着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两旁分别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校训。校园花木扶疏，高大的榕花树和当时农村罕见的曲柳、垂柳把校园妆扮的幽静淡雅。上、下课时悠扬的铜钟声振十里，悦耳动听。中式平房教室与欧式教堂洋楼映衬，真可谓中西合璧，相得益彰，成为华北平原上的一大景观。

学生全部住校，俨然形成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大家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里。刚刚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学生生活条件仍然比较艰苦，住木板连接起来的通铺，吃自己从家里背来的玉米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也有吃白面的。中午每人一碗淋上明油的熬白菜，早晚吃自己带来的咸菜或炸辣椒，这样的生活大家都感到满足。同学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就象亲兄弟一样，从来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现象。劳动时你争我抢，年龄大的主动抢重活；吃饭时你推我让，自家带了好吃的大家分着尝。远途的学生结伴而行，一路上轮换背着口粮，互相照应，有时一些有自行车的同学还主动去路上接应步行返校的同学。晚上，各班教室亮起了汽灯(后来改成烧煤油的泡子灯)，学生们开始上晚自习，学习好的和学习较差的自动结成学习小组，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三年寒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体育教学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既注意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又注意培养“尖子”。除了一般的体育项目，早在五十年代初，体育课就教垒球赛技，还有武术、体操形体训练等。校内除南楼至中楼一段空地作为体育课操场，设有固定性的单双杠、吊环等训练和锻炼设施外，院外还辟有一块平方米的操场，建篮球场4个，足球场一个，排球场一个，还有米跑道。另外，建有乒乓球训练室一所，各班门前都有用水泥和砖砌的乒乓球案子，供学生课间练习。学生们除了每天晨练，在操场上跑步、打球、做操以外，下午还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球类、田径、体操等竞技项目全凭学生们的个人兴趣选择，有时还约请当地的农民篮球队来校进行友谊赛，片生机蓬勃。除了平时从事各种体育训练，年级、班级之间定期进行友谊比赛活动以外，学校每年都要举办春秋运动会。运动会项目齐全，囊括篮球、足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在内的各种球类和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投弹、体操、鞍马、跳山羊、拔河、赛跑等多类项比赛，其中，乒乓球、篮球是学校的强项。一纪60年代中期，学校篮球、乒乓球和田径项目多次代表故城县参加衡水地区大型比赛，并取得较好成绩。70年代初一些出色的学生运动员被破格录用为正式职工。

建国后，学校利用文艺活动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教育的做法得到继承和发扬，文艺活动开展得更加红火。50年代初，伟大的 斗争，激发了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编演文艺节目，到街头和农村进行宣传，校园里响起“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鼓舞人们积极参军参战。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全校大唱革命歌曲，几乎每周都能学到一首新歌。各班还经常举行歌咏比赛，最流行的歌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每到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学校除了组织文艺汇演，各班级还发动自己的“能工巧匠”，制作道具，扎转灯、挂彩球，一派节日气氛。年，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学校教唱的歌曲，编排的文艺节目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抗美援越，进行宣传，如学习越南抗美英雄阮文追，高唱“红河水在怒吼，北部湾波浪滔天……”，激发爱国热情，培养国际主义精神。在“四清”、“文革”中组织了业余文艺宣传队，配合阶级教育，编排了《三世仇》、《红梅赞》等评剧、歌剧，多次在校内外进行演出，受到全校师生及附近农村群众的欢迎。在排演评剧《箭杆河逊时，师生同台演出，政治教师王善余扮演剧中的反面角色二癞子，“二癞子，想发财，挑着挑子做买卖……”那惟妙惟肖的动作和口语化的唱词，逗得人们开怀大笑，在笑声中接受了教育，融合了师生感情。

年一年，学校深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学雷锋，做好事，讲文明，守纪律，尊师爱生，互相帮助，蔚然成风。学校和各班都建立了“学雷锋、做好事"登记簿，开辟了好人好事表扬栏，每个学期下来，受表扬的好人好事不下人次。特别是年以后，全校兴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在各班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把毛主席著作定为课外主要读物。学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进步，许多优秀学生加入了团组织。

学校还特别注重传统教育，除了每年结合征兵进行国防教育外，每学期还都要定期请县委宣传部领导、老党员、老贫农、老军人为学生讲校史、革命斗争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年生活困难时期，学生每人每天只供应7.5两粮食，食堂搞瓜菜代，主要以野菜树叶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学生得了浮肿病，大部分女生都断了月经，学生情绪非常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学校请了老红军魏厚恩老先生来校讲他亲身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连续讲了四天，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精神大受鼓舞，提高了学习热情。这种做法得到上级肯定，后来，学校把他的讲话录音带推广到全县播放。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学生到霍庄冀南“4.29”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请当年参战的老八路讲军民浴血、狂飙助战的壮烈事迹。学生们以班为单位排起长队向霍庄进发，一路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山鸟啼，红花开，少先队员扫墓来……”的歌声此起彼伏。同学们被先烈的英雄壮举所感染，更加激发了为革命而学、为祖国而学的积极性。

劳动教育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学生们的必修课。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进行社会实践，帮助生产队拔草、挖渠、拔麦子，在校园里抬土、掏粪，接受劳动锻炼，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培养了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密切了与周围村庄群众的关系。年，遵照省教育厅指示，将劳动课列为正式课程，每周4—6小时。同年，初中二、三年级增设农业知识课。年和“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有试验田20余亩，小工厂若干个，还开办了饲养场，养猪、养羊、养兔，其中猪、羊存栏均有百余头(只)；小麦获得高产，亩产达到余斤，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师生同舟共济，度过了灾荒，得到武城县委、县人委的表彰，被誉为：“开展勤工俭学，获得显著成绩。”

为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课堂，“学工、学农、学军”，经常组织忆苦思甜活动，访贫问苦，吃忆苦饭，讲“三史”(党史、村史、家史)课，参观阶级斗争图片展览等，坚定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十二里庄的斗争理所当然的对准了天主教堂。在十二里庄贫协会的揭发、检举下，全校师生在学校校北门外东北角大约七八亩的土地上挖掘昔日“育婴堂”死难孤儿的尸骨。

在校部的组织下，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拿着铁锹像收红薯似地去挖掘。据十二里庄村一位姓林的老农民介绍，这地方埋了不少婴儿，都是贫苦人家在灾荒年把孩子送来的，企图逃得一条活命。“育婴堂”把这些苦儿收进后，便积存在教堂，养大后学做“洋袜子”、织手套，再大些的便被送到了国外，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成为“华工”。这些婴儿能够存活下来的很少，大部分冻饿死亡。于是，天主教堂专门雇佣了林老汉为其埋葬死尸。夏天还好说，死了婴儿随便扒个坑就可埋掉，到了冬天就难办了。天寒地冻，刨坑非常困难。因此，林老汉便趁秋天天还未冷时及早挖好坑做好埋尸准备。所以，那些葬坑很有规律，一排一排的就像栽红薯挖掘的沟。学生们挖啊挖，一具具白骨展现在眼前：有的呲牙裂嘴，有的扭曲身体，有的头颅上楔着钉子，有的胳膊上捆绑着铁丝，甚至在一个坑里上下摞着三具尸骨!这些尸骨绝大多数长不及60公分，说明都是一些未成年人。

学生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过去，从书本上常常看到的是“万人坑”、“肉丘坟”，都以为是经过文人加工渲染的。今天，活生生的现实就是这么明摆着啊!通过实际参与，学生们更加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阶级苦、民族恨顿涌心头，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五、文革中罹难

年夏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十二里庄校园。6月份，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学陷于瘫痪。在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下，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管理委员会，先后由教师和学生代表担任主任。不久，县委又派驻了工作组(由谢XX、赵XX二人组成、)，负责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运动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贴出了批判“三家村"的小字报，每个班级开辟一个专栏，内容主要是摘抄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海瑞罢官”和所谓“三家村”的文章。接着就“理论联系实际"，批斗“活靶子”，对一些家庭出身较高或历史上有“问题”的年长教师展开批判。这其中，有国民党员赵象千、张映镜、周国藩，地主富农出身的刘均、朱子孚、杨聿修，有所谓“海外关系”的王丙环等教师，对他们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人格侮辱，有的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发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学校选派学生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师生代表分别参加了毛主席第二次和第七次接见。

以后，运动逐步升级，在“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舆论导引下，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不久，工作组撤销，文革管理委员会解散。学校开始出现了“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以张仁和为书记的学校党支部。形势急转直下，“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膳砸烂刘少奇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震天动地。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张仁和、副校长王素轩被停止工作，接受“红卫兵”批判，受到残酷迫害。学校党组织瘫痪，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三忠于”、“四无限”口号蛊惑下，“红卫兵”先是在校内造反，不仅查封了图书室，并且把早已改做学校大礼堂的原天主教堂的彩色雕花窗户玻璃和墙壁上具有西欧风格的装饰图案视为“封、资、修”的“流毒”，砸得一塌糊涂，搞得面目皆非。接着，开始杀向社会，到附近农村破“四旧”、立“四新”，搜查地主富农的所谓“变天帐”。

年11月份，学生开始组织长征串联队，到北京、天津、济南、上海、保定等地串联，学校局面完全失控。

当时，学校主要有三大派组织。即“东方红”、“新曙光”、“红旗公社”。各派下面又有若干小组织，一时间把个校园闹得乌烟瘴气，师而无威，生而不敬。在社会坏人的挑唆下，一些天真的“红卫兵"还先后参加了向故城县委示威的“1·9”绝食事件和辛堤、毛店武斗。特别遗憾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学校多册藏书和各种教学仪器散失殆尽，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天主教堂亦遭洗劫，经过邢台地震残存的另一塔楼也被民工用绞磨无情地拉倒了。从此，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尖顶一样壮观的学校标志物一双子塔楼，永远不复存在了！

年春季，里老机场部队派军宣队(三人)进驻学校，负责领导学校“文革”运动和管理学校事务。

“文革”运动整整搞了2年半，使校园荒芜，房舍颓败，学业荒废，师生淡漠，形同路人。至年12月26日草草举行了毕业典礼，将26、27、28级12个班余名学生打发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教职员工则集中到县城继续办学习班，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l年经过一年之久的“斗、批、改”，将教师该抓的抓、该退的退，其余分散到各个公社中学任教，之后，大部分教师调回原籍，使师资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十二里庄中学校址被当作县直干部“斗私批修"学习班和“五·七”大学。以后，又下放到公社办初中，从此一蹶不振，昔日雄风不再。年改为“片办”高中，至年正式停办。

学校停办后，大礼堂成了十二里庄大队的皮毛作坊，硷硝侵蚀，墙体受到严重损害。原来的欧式顶棚撤去了雄浑的柱子，改做了现在常见的起脊屋顶，宽绰是宽绰了，但是，令今人怎么也回忆不起昔目的壮观。特别可惜的是，见证了半个世纪的南楼因年久失修，而今亦荡然无存了，在其旧址上新建了一座圣母山，成为教徒朝拜的地方。

第二章英才辈出

第一节群星灿烂光日月

运河中学由于经历了战争和和平建设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受当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及影响，历届招生规模也不尽相同。建校初，招生约90余人，按年龄大小编为两个班。年7月，在十二里庄又招考两个班，年龄大一点的编到干部班，即三班，小一点的编到四班。年末，又将原枣强师范班改编为五班。年在武城招收六班、七班。年招收八班。9班由于处在全国解放前夕，在运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班，这个班的组成有原来5班、6班、7班、8班留校的学生，与新录取的成绩较好的部分新生混合编成，课程和当时师范一班基本相同，而且这两个班都是年寒假毕业的，成为运中建校以来第一个正式毕业的班。从此，以9班为标志，学校教学走向正规。9班以前叫“班”，编制比较混乱。从年9班以后，正式分“级”，一般叫X级X班。后来依次上推，9班也就成了9级。

自年至年共招收初中班11个，师范班3个，地干班3个，总计学生余人。自年至年，共招收初中班l7届65个班，招收高中班2届4个班，培养毕业生3余人，学生遍及山东、河北的八县二市(平原、高唐、恩县、冀县、武城、夏津、故城、清河、枣强、南宫)。其中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群众生活困难，生源锐减，22级原来招生4个班，由于学生中间退学，到年毕业时只剩下两个班。年一年，共招收高中班7届13个班。年一年，共招收高中班7届27个班，初中2届4个班。从年至学校停办，共培养毕业生人，为高校输送新生余人，为高中、中专输送新生余人。

运河中学这个特殊的学校，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学校基本上是“培训班”性质，学生等不到二年毕业，有的半年，有的甚至几个月就被输送到革命队伍，参加了工作，甚至牺牲了生命，如六班学生陈宝祥就是随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途中牺牲的，年仅16岁。仅年德(德州)石(石家庄)线解放后，校长郭鲁就先后分两批从学校抽走78人接管、充实铁路工作，后来，这些人不少成为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同学被直接选调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从事通讯报译工作。年3月，由我党组织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工作团体——新安旅行团来到故城县一带，在这里进行宣传工作和儿童工作，8月参加土改，并演出话剧《翻身》等节目。一些运中的学生如崔忠合(崔达)等参加了新旅，随团转战南北。年干部南下时，运中举行大会，欢送46名学生参军南下，这些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我党、政、军各条战线的的领导骨干。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学校选派一部分学生进入北平，参加我党组织的清理原傅作义部留下的中统、军统特务工作，为纯洁革命队伍，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积极开展工作。

解放后，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切服从前线需要”的传统依然影响着学生的取向。年第14级毕业时4个班，共有名毕业生，适逢 刚刚停战，但在云南、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区仍不安宁，时有剿匪战斗。学校动员学生参军参战，保卫祖国。学生们排着长队踊跃报名，学生会主席陈培森(后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学习部长郑朝富、文娱部长辛长营带头报名。有些学生已经结婚，他们说服父母，告别新婚妻子，毅然选择了从戎的道路。最后有50名学生被选拔到北京炮兵学校，学习两年以后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担任了连排长职务。由于学生素质好，文化水平高，那一年，除了参军的以外，其余男生则被邯郸钢铁厂和邯郸国棉厂全额录用，女生被济南市卫生系统“包原儿”录用做护士。

年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匮乏，学生除了

升学继续深造外，毕业后一般都能分配工作。年，国务院根据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教育方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一般都回乡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后又陆续参加工作或参军。

运中培养的学生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各个领域，其中不少人在工作中有所建树，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据不完全统计，从运中毕业的学生，担任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17人，他们有的至今还工作在岗位上。如三班王瑞生，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仅现在征集到的有姓名、单位可查的就有6名将军，如安徽省军区政委、14级毕业生陈培森少将，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级毕业生霍新堂少将，原广州舰艇学院政治部主任、17级毕业生杨福荣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电子工程学院原副院长、六班学生刘甫英(又名刘国琅)少将，南京军区某研究所所长张兴爽少将以及28军副政委孙绍启少将等。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战线，运中学子更是灿若群星。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如12级毕业生管华诗，曾任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是武城中学唯一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职衔的校友。他在新药PSS的研制与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为世界和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多次荣获国家、省、市政府的重奖。13级张志义同学现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在生物物理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曾发表多篇论文，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还有13级甲班的陈景宝、董国耀等同学分别担纲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15级韩印平同学在北京电力学校电厂化学专业完成学业后，先后到哈尔滨电力学校、富拉尔基热电厂工作，他在工作中努力把理论应用于实践，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中的重大课题。多次在《黑龙江电力科技》上发表学术论文，受到同行的赞誉。后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的17级1班王春茂同学长期从事科研和《植物学通报》编辑工作，并在《中国农业科学》、《植物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科研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农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7级3班孙焕英同学在十二里庄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部队专业作家，他写的杂文泼辣犀利，担任北京杂文学会理事，并著有((孑／J、焕英旅游诗词集》等著作。他在民族管弦、古筝、京剧程派艺术等方面颇有研究，并成为这些有关学会的会员，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音乐家大词典》、《中国音乐家名录》。20级毕业生王振荣在金融领域成为专家，被评为高级经济师，曾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职务。20级林玉华同学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轻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会会员，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发表歌词余首，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播出，或由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或由中国唱片社及音像公司出版发行，有的还制作成了音乐电视。28级刘家科同学在担任衡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期间，还撰写了《朝夕拾穗》、《沙漠那边是绿洲》等文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不仅如此，运中还培养出了一批数以干计的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们心系人民群众，胸怀人民利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在各条战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7级1班许清林同志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担任故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修身立德，洁身自好，以想民、爱民、为民的模范言行，以坚定的政治信念，用火一般的热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不遗余力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和尊敬。3年8月12日，《衡水日报》发表了《人民的好公仆》的长篇通讯，介绍了许清林的模范事迹，并在头版开辟了《向许清林同志学习》专栏。8月14日，中共故城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向许清林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对党的工作的执著精神，拒腐防变以身作则的廉洁精神。许清林同志的事迹在衡水大地上引起巨大反响，各县、市见诸于报端的学习文章即达几十篇。

从建校至撤校，44年间，运中共培养出多少人才，由于时间久远，资料散失，无法准确统计。但据有关资料和回忆，自年10月创办到年，就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余名毕业生，其中任省军级干部及市、县领导的近人，真可谓培养革命干部的红色摇篮。(转自故城县运河中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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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里庄天主堂是中国北方的一座著名天主教堂，在历史上，此地原属于山东省武城县，这座教堂是山东最早的天主教堂。目前隶属于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西半屯镇十二里庄村。

年前后，天主教北京代牧区以临清为中心，向山东西北部运河一带传教，范围包括恩县、武城等县，传教士多为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十二里庄就是当时形成的一个教徒村。在随后的百年禁教时期，十二里庄的教徒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成为日后天主教在山东重新传播的基地。年，罗马教廷成立山东代牧区，任命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罗类思为首任主教，主教公署设在十二里庄。这是山东最早的天主教堂。年10月，罗类思又在十二里庄创办山东总修院。年罗类思辞职后，江类思继任山东代牧区第二任主教。年，江类思主教根据《北京条约》，索回济南西门里将军庙街天主堂。年，山东代牧区座堂和山东总修院由武城县十二里庄迁济南。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冠县义和团首领阎书勤率众攻打十二里庄教堂，但是并未成功，因为教徒们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并且使用了先进的武器。年重建十二里庄教堂，年完成。宏伟的西式青砖教堂及修女院、神父楼建筑群在低矮的民居中颇为醒目。在年前后，河北、山东两省以京杭大运河为界重新划界，运河以西、原属武城县的三个乡镇划归河北省。9年，十二里庄教堂被列为河北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武城一中始建于年，前身是位于十二里庄的运河中学，占地面积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