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农民工能否市民化
编者按：2015年11月28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改革（2015）年会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高层改革研讨会，在四川省内江市隆重召开。此项活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根据全面深化改 编者按：2015年11月28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改革（2015）年会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高层改革研讨会，在四川省内江市隆重召开。此项活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及国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的背景下展开的，目的是征集当前改革实践成绩突出单位，进行调研推广，推动改革政策、改革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有机互动。经主办方授权，凤凰大学问对本次研讨会内容进行经编发布。 宋晓梧：尊敬的高烽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会议代表大家上午好！首先我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现任会长彭森同志的委托，向这次会议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向参加本次年会的领导、嘉宾及所有与会的同志表示感谢，特别是向为承办这次研讨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内江市表示感谢。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高兴到四川省内江市出席一年一度的中国改革年会，今年这个改革年会选择了非常好的时机，非常好的主题，非常好的地点，所谓时机好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对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议之后，又刚刚公布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为这次会议确定了方向。 那么主题好，体现为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抓住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地点好，体现在内江，是我们中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探索实践的先进代表，也是我们很好的改革案例，我们看了内江在农村产权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实施的情况。可以说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收益权方面，内江做出了独特的探索和判断。我看了材料，内江农村农民财产性收益增加了一倍以上，内江城乡差距不到2.5，在全国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 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在改革探索实践中，在一些地区召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了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对推动改革工作的政策制定和探索实践之间的互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我看了一下这次年会的议程，有改革领域的老领导，国务院体改委老主任宋宝瑞也到会了，和我们的体改委的同志见了面，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高烽同志，也是老体改，我们昨天谈了一下，这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战斗友谊了。省市改革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年度改革案例的单位代表，还有国内很多著名的，也可以说是顶尖的农村改革研究专家。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围绕主题深入探讨，能出很多成果，并且希望能通过改革内参和这次会议媒体代表们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要的贡献。 下面我自己也借这个机会谈两个问题，一个谈谈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一个谈谈粮食安全问题。 首先说说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农民工达到2.7亿，其中有1.6亿是跨地区流动，加上在农村，他们还留下了和农民工密切关系的有5000-6000万老人和儿童，还有说接近3000万留守妇女，男的打工，女的出来了。这个庞大人群，至今仍然处在不稳定大规模的流动状态，这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很多专家提出来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作为重大问题解决。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当迟缓，本来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在十二五时期取得很大的进展。十二五能起步稳步推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方面进展相对缓慢。农民工总体数量仍然增加，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已经到了45岁，50多岁有四五千万老年农民工怎么办？这已经是社会重大问题了。 现在农民工涉及到了当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都脱不开农民工市民化，一共13亿人口，将近3医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在中国占有多大的分量。新型城镇化不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没有新型城镇化。我认为我们前一阶段的城镇化是创造了2.7亿农民工的城镇化，下一步城镇化，如果以人为本，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其他的问题再说。如果说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还在增加，这个城镇化就失败了。城镇化的含义就是农民工转化市民化。 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去产能化，产能严重过剩。我刚刚参加了国家重点课题的讨论，去产能对就业问题的影响。参加会议的一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业都谈到了，如果他们去产能化，会影响多少就业。我说是什么部门？他说当然是我们正式岗位的，没有想到工厂里面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去产能化对农民工的去向做一个重点的研究，原来题目里没有。我说你还以为像1958年大跃进，两千万农民工召之即来麾之即去。现在是2亿农民工。 第三个，收入差距，中国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大潜在的因素了。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并不是农民的收入真正增加了，是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收入增加了，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到整个农村收入的40%，这部分收入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企业发给本企业职工的工资，没有一个国家会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企业发出来的钱算到农民收入的头上，只有在中国城乡分割的特殊背景算成农民收入，又变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就是得益于这几年最低工资的提高，这也是重大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加以统计分析。 我想找一些统计资料比较一下，其他国家，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过程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变化，没有找出农民工这么一个概念，找不出来，没有。 另外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现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覆盖最差的那块就是农民工，有的在农民工那块，养老二三十，工伤高一点，其他的都很低，有的同志建议为农民工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条我是坚决反对的。凡是要把农民工固定化一个社会阶层的政策都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不是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他们尽快市民化，融入城市，进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工资的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重大的问题，这方面农民工和子女的待遇，他们基本公共服务，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 最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提出发挥市场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农民工劳动力的市场，再一个是土地市场。如果没有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没有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农民工问题解决不了。以前我们认为是城市里面愿意用你的劳动力，但是不给你相应的待遇，我借用长期形成的行政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你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但是我们按照另外一个方面，不光是城市的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用地，不让你农民进城。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是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都要明确一个方向，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各项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关注的就是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11连增，应该对于这个很大的成绩给予肯定，但是对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松懈。有的学者说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比1960年还严重，可以说复杂，但是不能说严重。首先体现在粮食竞争压力和价格水平与国外强国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大量进口粮食进入市场，国产粮进入库存。 第二种粮队伍后继乏人。2010年对10个省市进行统计，真正种地人平均年龄57岁，如果没有补充新的劳动力，很难补充新的劳动力，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回城种地，现在过了5年，农村劳动力，10个省市，种地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可以说是退休的人在种量，农业种地人的文化水平低。第三是我国粮食11连增付出成本过高的代价，包括化肥、农药、水的过量使用，还有大量企业违法违规排污，造成农地大面积退化和严重污染。第四农业经营方式亟待改进，坚持农户家庭农场为基础，还是适度引进城市资本，实施公司加农户的体制，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讨论的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用地的流转等深层次问题。 从全国案例来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很难落实，北京市财政收入大概6%来自土地的开发利用，在6%土地开发利用里面，城市政府里面得到60-70%的收益，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得到20-30%的收益，实际种地的农民10%都不到。像这样的案例，全国大量存在。此外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教育差距、福利差距等还很大。 那么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发展绿色农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研究，比如说黑土地的保护、粮种、农耕等这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典型的就是农业经营组织体制改革，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粮食安全立法方面的研究。从哪里入手更好？我觉得粮食安全，中国有800个产粮大县，抓住这个是很好的抓手。从生产绿色农业入手，改变前阶段过高投资，过度追求总量增长的作业方式，这个和我们总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点类似，过于追求总量的增长，不管投入产出效率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造成污染了，农业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和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必须要转变了，也到了这个阶段了。 从完善农业生产组织推进农业先进技术着手，改变现有的小农经济组织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着手，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的价值，缓解当前众多产粮大县财政的困难。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消除土地交易中同地不同权的弊端。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让他们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社保待遇。国家还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总书记在视察的时候也重复过这句话，现在我们向全世界承诺，2020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原来以为还很远，我们在十几年前确定小康目标的时候，现在一想就是四五年的时间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在于锦上添花，而是在于能否雪中送炭，农民工的问题就是雪中送炭，和农民工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