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威胁、吼叫，还是殴打，父母认为这是出于爱，是为了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让他做得更好。然而，在辅导过众多家庭后，劳拉发现，惩罚更容易让孩子相信他是个坏孩子，因为他行为不端，惹父母愤怒。惩罚会阻止孩子承担责任，为了躲避惩罚，他会想尽办法推卸责任，并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是否还会被抓住并再次接受惩罚上，而不是关注自身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因为父母的强势介入，孩子会认为正确行为不再是他的义务，而是权威人物（父母）的义务，对方有责任塑造他。于是，孩子与父母的亲情受损，亲子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此外，受审美观念的支配，在生命观上，曹文轩主张高贵的生命形式。这与当下放逐梦想、崇尚物质享乐的国人的生命价值取向相反。当国人随着市场化的潮流，将粗俗化，乃至粗鄙化的生命形式当作一种常态生命形式时，曹文轩的生命观念很难不被看作矫情的附庸风雅。但是，对于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实现成功人士的现世身份不应是创作的主要目的，通过自我创造的文学世界提升一个民族的生命质量才是作家身份的确证。 总而言之，曹文轩的“水域文学”从故乡的“油麻地”出发，经由中国古典主义源头重新诞生，在80年代以单纯、静美之“水”复活了沉睡于我们心中的童年原型意象，然后，在90年代宿命地遭遇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两大文学主潮的双向冲击，几经弯曲，进入到新世纪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大水系汇合处，形成一个无限开阔的“中流”地带。然而，在此地带，无论曹文轩创作出了多少优秀作品，都面临着罗兰?巴特所说的尚在“中途”的写作阶段。姑且不说不管是谁，盛名之下后退的危险性总是潜伏着，单说大成之后前行的每一步也充满危险：中国古典主义能否一如既往地整合起曹文轩日渐矛盾的文学世界？曹文轩作品自《天瓢》告别了中国古典主义庇护后，如何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对决？在这个娱乐化、商业化的浅阅读时代，曹文轩的未来写作是否会成为例外的存在？一般而言，中国当代作家由于许多因素的限定，往往难以将文学创作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职业。就算不说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单就自身内部因素的限定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有的中国当代名家，虽然还保持着作品的数量，但往往依靠写作惯性去复制以往的作品。而如曹文轩这样不断探索新形式、新样式、新思想的中国当代名家实在稀缺。但唯其如此，曹文轩在“中途”写作阶段所面临的考验也就越大，同样希望也就越大。“中途”之后，曹文轩的写作世界与他的梦想世界一道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