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河北省馆陶县的县城是在年的时候，从今天的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迁到现址的。在那之前的馆陶县，明清时期属于山东省东昌府，其县城就一直是在冠县北馆陶镇。但是在最早春秋战国时期设置馆陶县的时候，其县城却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冠县东古城镇，那么是什么时候县城从东古城镇迁到北馆陶镇的呢？这个问题，至今还存有争议，分别是：隋大业二年（年）和金代。
隋大业二年说是从历代《馆陶县志》志中记载中得来的，甚至年版本的县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唐朝中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还记载着“本春秋时晋地冠氏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这一句就表明从设县一直到此时，县城还在原地没有挪窝。
……
金代一说，是县里近几年的文史工作者共同考证出来的结果，并且最新的年版《馆陶县志》也采纳了这种说法，这个结果和国内的一些权威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北宋时期、金朝时期的馆陶县城位置就显示出了这一变迁。
虽然种种情况考证出了馆陶县城从东古城北迁40里到达北馆陶是在金代，但是整个金朝统治中原地区时间在百年左右，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不能再精确一些，确实有些遗憾。今天咱们就解决这个遗憾。其实如果单单靠县内的历史资料记载，很难再考证出当时是为什么、什么时候搬迁的，但是放到比较大的时空背景下，却是很容易发现线索和脉络。
首先要了解为何要搬迁县城
馆陶县地处黄河下游，在从北宋庆历八年（年）开始发生的黄河一次次的改道、决口中，馆陶县深受其害。在《馆陶县志》、《馆陶县水利志》对黄河“水决“简单的记载有年、年、年、年四次，而发生在熙宁元年（年）、熙宁四年（年）、元丰七年（年）的记载则较为详细。
另外，在全国层面的《宋史志四十五·河渠二·黄河》中也有记载：
熙宁四年（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茂则乘驿相视。
正是因为屡受黄河改道、决口、泛滥之苦，广大人民以及官方衙署也就需要随着水灾不断迁徙、搬迁，没有宁日。特别是县治所在的迁移，更不是小事，每次都需要向上请示。
《宋会要·方域》记载：“熙宁六年（年）六月十八日，北京留守司、河北都转运司言，馆陶在大河南堤之间，欲迁高囤村以避水，公私以为便，从之”。
这一年的水灾，馆陶县内的志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在全国层面的总志里却有反映，是由地方官员向朝廷请示由于水患，馆陶县城想要迁到“高囤村”这个地方，方便官方和私人的生活。皇帝最后准了。
纷乱的黄河河道
可能是由于迁到高囤村仅仅是“避水”的临时性措施，等水落后又重新回到了县城继续生活。但是，由于黄河改道、决口频繁，馆陶境内黄河冲出的河道众多，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当时修筑约束河道的堤坝众多、并且跨越的区域十分广大，南乐、馆陶、宗城、魏县等县都在河堤之内，时刻受到洪水威胁，所以官方和民间把县城搬迁到河堤之外的呼声极为强烈。还通过各种渠道给朝廷进言。
《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丰四年（年）九月庚子，水官李立之上言："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州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
搬出河堤之外？到底往哪搬？真实情况却是真的是无处可搬！
由于北宋时期黄河改道次数太多、涉及范围太大，处于差不多黄河洗泛滥、决口区域中间位置的馆陶县周围都是一样的境遇，真的是无处可搬。
馆陶西北的邢州巨鹿县在大观二年（年）秋，被黄河决口的洪水淹没，被迫迁到高地，后世发现其县城遗址中器皿、淹死的人尸骨都还存在。
馆陶西北的清平在元丰年由于黄河决口，治所迁到原县城四十里的明灵砦。
馆陶之南的长乐县治所在元佑三年迁到金堤东曹节村。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在整个北宋时期，馆陶县周边都受河患之苦频繁迁徙。大家都是一个样，没有一处不受水患的地方。因此在庆历八年之后，在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的广大区域，大家都在黄河不停的、随机的泛滥、决口中苦苦挣扎，水来逃离家园、水去返回重新生活。
金兵打过来了，迁城的机会也出现了
说起来这个机会，还是宋朝统治者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创造出来的。
建炎二年（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决开黄河堤防，造成了黄河向南改道，由北入渤海改为了东南入黄海。虽然这次决口给今天河南东南、山东西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人们带去苦难的同时，但是对于在饱受水患80年的黄河以北地区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终于不用每日担惊受怕、频繁的搬家了。县城也可以择机搬迁重建了，但此时这一带仍是战乱频繁，虽然水患没了，兵患仍存。
伪齐政权的建立，带来了短暂的平静期
金朝为了加强对汉地的统治，采取了扶持傀儡伪政权的方式，选择汉人当皇帝。他们选中了宋朝任山东济南知府降将刘豫，他在金兵攻济南时，杀骁将关胜后投降，后任金朝的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等职务。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年）七月，金太宗扶持刘豫为“大齐”皇帝，定都北京大名府，史称“伪齐”。刘豫的年号为阜昌，这一年是为阜昌元年。
刘豫此人，由于投降异族，杀害自己的同胞换取荣华富贵，甘当金人的走狗，在史书上评价极坏。可是就算是这样，他在当了“皇帝”之后也不可能没有作为，不发挥任何作用，比如在所谓的“大齐”政权短短七年的存在时间里，还发行出了清秀娟美、比一般北宋钱更加精整、在今天的古币收藏界难以见到并且有着非常高评价的“阜昌通宝”，可见皇帝刘豫还是想好好经营国家的。
阜昌通宝
正好黄河水退去，土地干燥后便于建设。呼声强烈的县城重建及搬迁就可以进行了。所以大齐新“皇帝”刘豫刚坐上龙椅，就把他登基所在地、“京畿之地”大名府及附近所属部分州、县的治所进行了迁址，还对部分区划进行了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恩州州治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西迁到了今天山东省武城县。
临清县治所从今天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城迁到今山东临清市西南12里旧县村。并且由大名府改隶恩州。
总的来说，是把恩州州治迁了，把临清县治所迁了之后，又把它进行了跨州府的“调动”。
馆陶县的县城从东古城镇迁到北馆陶的时间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即公元年（宋建炎四年、天会八年、伪齐阜昌元年）。
之所以这么确定，有个名字是始终绕不过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永济县
永济县是在唐大历七年（年）的时候，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请析临清县南部置永济县，因其西临永济渠而得名，属贝州。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济县治所张桥店东北至贝州州治一百二十里。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永济县
虽然对于永济县治所张桥店的位置今天仍有争议，比如近现代历史学者如谭其骧、周振鹤等都认为今天在山东省冠县北馆陶镇，也就是后来馆陶县治所。但在部分当地的文史爱好者中却认为在馆陶县境内的陈路桥村。其实这两地相距仅7公里，在古代里程基本属于估算出来的虚数的情况下，差个10几里很正常。并且这也和本文需要论证的事情没有太大关系，而张桥店的位置和本文有些关系的是要确定馆陶县和永济县的县界在哪。
有争议的地方相距很近
永济县在宋熙宁五年（年）并入馆陶县，但很快就划给了临清县。在永济县被撤销的8年后，也就是元丰三年（年）修成的《元丰九域志》卷一，四京大名府条记载：
大名府领县一十三，（熙宁五年省永济县为镇入馆陶，寻改隶临清）。
馆陶，畿，京（指北京大名府）北四十五里。二乡、浅口一镇。有御河、漳河、屯氏河。
临清，畿，京北一百五十里。四乡。延安、永济二镇，有御河、张甲河。
这个记载说明了三个情况：
1、说明了同属一府之间的区划调整方便。馆陶和临清在此时同属大名管辖，原永济县在撤销为镇后，先归馆陶，很快就划给了临清。这一点很重要，充分说明同一府所属县之间调整行政区域的快捷，因为记载里用了一个“寻”字，在古汉语里表示很快。
2、还可说明馆陶县城北迁40里是一定是迁到了原永济县的境内。因为永济县存在的时候，以古代设置县级治所考虑管理、交通等因素，一般要设在县域的居中位置。因此永济县治张桥店在今天北馆陶和陈路桥一带的话，永济县界和馆陶县界大至应该在今天柴堡镇、徐村一线。因为在两县县治中间线上，还要考虑馆陶县浅口镇的所辖区域因素。徐村向河东垂直处某一点，到达东古城的距离仅有10公里，和大家都知道的馆陶县城北迁40里（今天卫星地图上测为16.5公里）差距较大。
以民国时馆陶县老地图为例说明
推敲出来的县界到县城的距离
3、说明了临清县永济镇区域（不是指其镇治所）在馆陶县城北迁时，又划给了馆陶县。因此馆陶县城才可以北迁40里。否则单凭馆陶县的范围，是达不到40里这个距离的。
说完永济县，再看阜昌元年的这次多县治所普遍迁移和行政区划调整
综上所述，永济镇对于馆陶县城北迁极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馆陶县城北迁的空间。所以说，馆陶县城北迁也只能在阜昌元年这个时候才能实现。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1、从大的方面讲，临清、恩州等治所都在同一年进行了迁徙，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和命令，至少涉及大名府、恩州，没理由把同样受水患摧残严重的馆陶县拉下。
2、从小的方面说，临清县在搬迁治所的同时，它还同样被划给了恩州。馆陶县却一直属于大名府，就意味着两个县已不在一个府管理之下，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再跨府、州把永济镇从临清县划到馆陶县，恐怕难度就大极了。
因此，馆陶县城北迁、恩州州治东迁、临清县治东迁、临清从大名府划给恩州以及临清县把永济镇划给馆陶县，这几个动作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馆陶县城从东古城北迁40里到北馆陶的时间应该是能够具体到某年的，但是因为南宋、金、伪齐等政权的同时存在，史书上对这个时间却十分混乱，综合起来说，馆陶县北迁县城是在公元年，这一年也是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伪齐阜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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