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辽东郡安市、平郭、文三县地望再探
——兼论汉代辽南的政区地理
作者
王俊铮，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考古学与人类学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史、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
辽东郡下辖安市、平郭、文三县，系汉代辽南重要的行政中心。汉代安市县西临大辽河，地近高句丽安市城故址大石桥市海龙川山城，位于大石桥汤池镇英守沟汉城。平郭县制盐、冶铁业发达，位于文县以南。汉代平郭县县治为熊岳温泉村汉城，东汉末至魏晋三燕时期平郭城位于瓦房店陈屯汉城。文县（汶县）则连接海陆联运，是重要的港口枢纽，位于平郭县以北。文县设治于盖州城关汉城，县名因邻近“汶水”（今大清河）后易名为“汶县”。安市县、平郭县、文县与设治于大连旅顺牧羊城的沓氏等辽东郡诸县共同建构起汉代辽南的城镇体系和政区格局，承担着各自的城市职能，共同推动了东北地区南部这一边疆地区的“郡县化”进程，强化了秦汉政治、经济与文化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汉书·地理志》载汉代辽东郡“县十八”中有安市、平郭、文三县，系汉代辽南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安市县地近大辽河入海口。平郭县下辖盐官、铁官，是辽南重要的经济中心。文县（汶城）则连接海陆联运，是重要的港口枢纽。三县颇呈三足鼎立之势，扼守着今营盖地区、辽南西部大辽河入海口段至熊岳河流域的近海平原地带，对汉代中央政府管辖辽东半岛发挥着重要作用。三县县治地望历来聚讼难分，但其大致地域不出今营口市辖区及其相邻的海城、瓦房店一带。本文旨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摒弃以往学界分而论之的研究弊端，对安市、平郭、文三县地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考察，进而对汉代辽南的政区格局作一概观归纳。一汉代安市县与高句丽安市城
《汉书·地理志》云：“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水经注》“大辽水”条：“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西……又东过安市县西，南入于海。”以上文献说明汉代安市县应在大辽河入海口附近的大辽河东岸（左岸）。关于汉代安市县地望，有如下诸说。其一，营口汤池堡说。《辽史·地理志》“东京铁州”条：“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统县一：汤池县。”明代《辽东志》和清代《盛京通志》均采此说。《辽东志·古迹》云：“安市废县，在盖州城东北七十里，汉置。唐太宗征高丽，攻之不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铁州，金改为汤池县，属盖州，元省。……汤池县，盖州东北七十里。辽置铁州建武军，今为汤池堡。”《盖平县志·舆地志·古迹》载：“铁州，汉安市县，地距城（今盖州——笔者注）六十里，即今汤池。”日人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亦持该观点。今汤池堡并无汉城，但其东北5里处的英守沟村则存在一座汉代城址。英守沟汉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米。城址北部有东西并列的两个高台，系建筑遗存。高台遗址上遍布灰色绳纹板瓦、弦纹板瓦、筒瓦等，“长乐”瓦当及大量陶片。城址周围的大北阳山和裂缝山上发现有冶铁窑址、开采铁矿的古矿道等以及大量汉墓。这一发现印证了《辽史·地理志》所载汉安市县地望大致无误，但同时修弥了汤池堡与英守沟地理位置的微小误差。其二，海城英城子说。《奉天通志·沿革志》云：“近日本岛田好氏踏勘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英）城子，即《辽东志》所载海州南二十里之南古城。《盛京通志》所载海城东南十三里之赢（英）城山，以为即汉、唐之安市。”金毓黻《东北通史》卷四《安市城考》进一步分析了岛田氏的观点，是文云：“近年日本岛田好氏，踏勘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英城子，谓即安市城之所在；按此城即《辽东志》所载海州南二十里之南古城，亦即《盛京通志》所载海城东南十三里之嬴城山。余于民国二十三年冬，前往考察，见此古城，循山为垣，周不及十里，东高而西低，作椭圆形，而西为门，城中有出土之矢镞、铁釜及唐泉。登城而望，其近城之山，在东面者包延东北及东南，西南亦有山，西北有小山而略远，太宗命李勣将兵陈于西岭，即今城西南之山也，长孙无忌将兵自山出于峡谷，太宗亦自将兵登北山，即包延于城东北之山，亦即所谓驻跸山也。又命悉撤桥梁，则知附近有河，亦即今海城之南河也。所具形势与新旧两《唐书》及《通鉴》所纪相吻合，得此发现，则安市城之所在，大略确定矣。”《〈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因袭《奉天通志》之说，将安市县定为海城英城子古城。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材料，英城子山城位于鞍山海城市东南10公里处的八里镇英城子屯东山坡上。山城城墙沿山脊土筑而建，周长近4公里，山城共辟有四门，在城址东南角外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小土山。城内发现了灰色绳纹砖、红色绳纹和方格纹瓦等高句丽时期遗物，但未发现汉代遗存。从遗迹形制和采集文物特征上来看，该城显然系高句丽城邑无疑，与汉代安市县无涉。其三，辽东城（辽阳）说。该说始见于曾公亮《武经总要》：“东京，辽东安市城也。”辽阳为辽东郡郡治及襄平县县治所在，且距离大辽河入海口过于遥远，该说法明显有误。其四，海城析木城说。刘景玉主编之《鞍山地方史研究》一书将其定为汉代安市县故址。析木城现存有一辽代城址，下层叠压着汉代古城。出土遗物有泥质灰陶、绳纹砖、板瓦、陶片等，城中心出土有冶铁渣。如是看来，营口汤池英守沟汉城或海城析木城在采集文物的年代学上与安市县相合。从二者与大辽河河道的距离来看，英守沟汉城作为安市县故址的可能性更大。以往学者多将汉代安市县与唐代（高句丽）安市城混为一谈，认为二者应在一地、城址前后相继。但如深究起来，二者恐难以共用一城。汉代辽东郡县绝大多数为平原城邑，临河而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易于农耕。而高句丽重要城邑几乎均为山城，易守难攻，平地面积狭小，安市城作为高句丽辽东防线的关键战略节点，则更是如此。因此，唐代安市城与汉代安市县的城址难以存在沿用关系，但二者同名，应相距不远。我们或可通过对高句丽安市城的考释反推汉代安市县地望。关于高句丽安市城的记载主要见于《旧唐书·高丽传》《新唐书·高丽传》《资治通鉴·唐纪十四》等正史文献。上述文献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丽战争时期安市城之战的经过，也大致描画出了安市城的地理区位和城建特征。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发兵亲征高句丽，北路大军连下盖牟、辽东、白岩等诸城。在攻克白岩城后，“车驾进次安市城北，列营进兵以攻之”。据文献记载，安市城之战甚为胶着惨烈，先后经历了驻跸山之战与安市城攻城之战两个阶段，但安市城始终未被攻下。关于安市城之战的经过，笔者兹不赘述。《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记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可见唐太宗此次亲征期间，安市城并未城破。直至高句丽政权灭亡三年后的咸亨二年（）：“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高句丽安市城地望历来众说纷纭，有汤池说、辽阳说、凤凰城说、海城英城子说、大石桥海龙川山城说、盖州青石岭山城说、海城市区说等。海城英城子说系早年日人岛田好所提，后为金毓黻、谭其骧等学者认可的主流观点。近年来，以崔艳茹、阎海、王绵厚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安市城英城子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安市城故址应系位于大石桥市周家镇东金村的海龙川山城。王咏梅、阎海等学者认为提出了安市城城址应具备的七个条件，并指出：“海龙川山城出西门（正门）经汤池镇，过大石桥市、经海城市、达辽阳市（辽东城）的里程约华里左右；其地理位置大体看居辽阳市（辽东城）之南（稍偏西南）。在青石岭镇高丽城村山城（建安城）之东（稍偏东北）；山城的山势险要，城内广袤，驻扎10万人马不成问题；山城的西南有一岭现仍名西岭；城南有大山；城北有狭谷；山城东北隅有海拔.5米的山峰；城南有大清河上游的多条源流河道，目前各河上均架有桥梁；山城东南隅距城数米处有人工堆积的土山。此山城完全具备了确定唐安市城的7个必要条件。”王禹浪等学者结合对海龙川山城的实地调查后认为，海龙川山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作为高句丽安市城的可能性，但根据不充分，其位置与安市城特征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上，以上学者对海龙川山城性质的认定是以盖州青石岭山城为建安城作为前提的。王禹浪等学者首次对青石岭山城的这一定性提出质疑：“两位学者（指冯永谦和王绵厚——笔者注）对青石岭山城为高句丽建安城的判断，主要是根据地理位置和相对辽东城的距离进行推断的，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存在两大疑问值得我们思考：其一，文献明确记载，‘建安恃险绝’。而青石岭山城山梁较平缓，根据我们实地考察和相比营口地区其他高句丽山城来看，青石岭山城绝非‘险绝’。其二，唐太宗评价建安城‘粟多而士少’。就青石岭山城的规模相比较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属于大型高句丽山城，其规模更是营口地区现存高句丽山城中的佼佼者，也要大于学术界目前所考证的安市城的规模。如此规模的山城，被唐太宗评价为‘士少’，似乎难以合乎情理。因此，青石岭山城是否就是高句丽的建安城值得商榷。”王天姿在这一质疑的基础上对青石岭山城的性质进行了全面论证，提出了青石岭山城为高句丽安市城、盖州万福镇贵子沟村赤山山城为建安城的观点。然而，就第一点质疑而言，既然青石岭山城山梁平缓并不符合建安城“恃险绝”的特点，又何以能够符合唐太宗言安市城“据高山之险”“地险而众悍”“城险而兵精”呢？可见所谓是否“险绝”并无绝对标准。第二，《旧唐书》言建安城“粟多而士少”；《资治通鉴》言“兵弱而粮少”，结合前文云“连安市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可知此处似应为“兵弱而粮多”之误。近年在对青石岭山城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石臼，为其他高句丽城址所不见。可能与“粟多”而进行粮食加工有关。以上情形与青石岭山城规模并无必然关联。除此之外，从当时唐丽战争的交战局面来看，唐军对安市城和建安城进攻的战略目的是“取乌骨，度鸭渌，迫其腹心”，如高句丽降将高延寿、高惠真所言：“乌骨拔，则平壤举矣。”安市和建安必然坐落在辽东城通往鸭绿江流域之要道节点上。《新唐书·高丽传》载唐太宗云：“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李勣则言：“积粮辽东，而西击建安，贼将梗我归路，不如先攻安市。”由此可知，建安城的地理形势对安市城具有包抄合围的效果，而安市城则能够截断辽东至建安城的交通孔道。从唐太宗与李勣的战事讨论来看，如直接攻打建安城，未必必须拿下安市城，但安市城对唐军后路又存在较大威胁，可见安市城并未直接扼守在辽东至建安交通沿线，而应在其策应地带。再结合上文安市城对于唐军径取乌骨、鸭渌的意义，安市城地望当在辽东城至乌骨沿线。从这一角度看，以青石岭山城为安市城、赤山山城为建安城略显偏远，唐军若如此进兵，似有“舍近求远”之嫌。而大石桥海龙川山城恰扼于辽东城至乌骨、鸭渌沿线一处战略要地，如以海龙川山城为安市城度之，似乎较为合理。朝鲜学者丁若镛的《大韩疆域考》卷三记载：“说云：古之方言谓凤为阿市，安市者今之凤凰城也。”清人博明的《凤城琐录》载：“凤凰山麓，有故石城一，周十余里，设二门，依山设险，石堞俱存。相传为旧凤凰城，朝鲜人呼之曰安市。考《新唐书》贞观十九年……进攻安市，攻未下，帝怒，敕诸将攻之，三日不克，乃班师。……今此城最险，计其地势，无不合当日兵机，其为安市无疑。”以上文献将今凤城凤凰山山城误定为安市城故址，除地名发音、城址形制等因素外，可能也与该山城坐落于辽东城至鸭渌一线有关。通过近年对青石岭山城的考古发掘可知，山城内存在与丸都山城宫殿址相似的大型建筑基址、金殿山遗址、具有复杂瓮门结构的4号门址等重要建筑遗迹以及高句丽墓葬，发现了大量莲花纹和忍冬纹瓦当、板瓦、筒瓦、石臼、铁器等遗物，表明青石岭山城城内曾建有较高等级的建筑，并居住着大量人口。二号建筑址台地为含有炉渣、小铁块、木炭等灰土铺垫而成，说明山城内或周邻地区可能存在高句丽时期的冶炼遗址。这表明青石岭山城在高句丽辽东城邑体系和城市文明中确乎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必为当时一军政大邑，但对其性质的最终判定还需慎重。从汉代安市县到高句丽安市城，“安市”一名相沿千年之久而未经更改，体现了这一历史地名持久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看，其二者当相距不远。通过上文所论，高句丽安市城故址位于大石桥海龙川山城的观点尚不宜被轻易否定，即使至今聚讼，其地望也不出大辽河下游左岸至鸭绿江流域的地理交通沿线，而不应在更靠近南部的地域。如果以高句丽安市城地望所在之海龙川山城一带倒推之，汉代安市县地望也大致应该在此一带。汤池堡英守沟汉城与其同处于一个邻近的地域内，同时又更加靠近大辽河河道及入海口，正史与地方志文献的明确记载和考古调查，英守沟汉城当为汉代安市县故址。二平郭县地望
《汉书·地理志》载：“平郭，有铁官、盐官。”表明该城系以冶铁、制盐为主要产业类型的经济重镇，亦系汉朝政府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的重要体现。平郭县作为辽东郡十八县中唯一明确记载的具有冶铁、制盐的城邑，在很大程度上为辽东地区供应着铁器和食盐。营口一带海岸系辽东湾盐区最大的盐场，制盐条件优越，至今仍是重要的海盐基地。盖州、大石桥一带有铁矿分布。盖州城关汉城北的大石桥市周家乡于家堡村打铁炉沟屯至今尚存汉代铁矿山与冶铁作坊遗址，出土了铁渣堆等冶铁遗物。营口大石桥汤池乡英守沟汉城附近的大北阳山和裂缝山上也发现了冶铁窑址、开采铁矿的古矿道等以及大量汉墓，推测这些汉墓墓主可能为冶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认为平郭县在盖平县（今盖州）附近。崔艳茹等学者认为平郭县县治与铁官城、盐官城不在一地，平郭县为盖州城关汉城，铁官城为大石桥英守沟汉城、熊岳姜家岗汉城为第一盐官城、温泉村汉城为“平郭‘盐城’东迁后之城址，即为平郭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专司盐业之城”。值得肯定的是，崔艳茹等学者试图根据盐铁职能之分构建起平郭县域的城邑体系，但这种推论缺乏依据，有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嫌。“平郭，有铁官、盐官”的记载仅表明了平郭县设置有掌管冶铁和制盐的官职机构，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与平郭县治所分城而立的专门化的手工业城邑。平郭在汉代至三燕时期地位至关重要。《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云：“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可知曹魏文帝曹丕曾封辽东公孙恭为“平郭侯”，驻节平郭城。三燕时期，慕容廆割据势力遣慕容翰与慕容仁分别驻守襄平和平郭，专事辽东郡北部和南部的战事防御。后慕容仁势力渐大，依托平郭地方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与慕容皝多次交战，虽几经相持，但终为慕容皝所败杀。高句丽趁势进占辽东，后燕迁平州刺史于平郭，为平州州治所在，这也是平郭在历史上的最高级别。《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记载：“仁兵已至黄水，知事露，杀使者，还据平郭。皝赐昭死，遣军祭酒封奕慰抚辽东，以高诩为广武将军，将兵五千与庶弟建武将军幼、稚、广威将军军、宁远将军汗、司马辽东佟寿共讨仁。与仁战于汶城北，皝兵大败，幼、稚、军皆为仁所获。”可知在慕容仁据守平郭时，慕容皝发兵与慕容仁在汶城北部地区交战，此时平郭尚为慕容仁所据，慕容皝兵不可能自北逾平郭而战于汶城，这说明汶城当在平郭之北。因此，二城存在平郭居南、汶城居北的大致相对位置关系。通过上文论述可知，平郭制盐业、冶铁业发达，附近富集海盐、铁矿，位居南部；文县为沿海港城，位居北部。在今营盖及邻近地区沿渤海辽东湾一线，汉代古城主要有大石桥进步村汉城、盖州城关汉城、熊岳温泉村汉城、瓦房店陈屯汉城等。笔者认为，汉代平郭县县治为熊岳温泉村汉城，东汉末至魏晋三燕时平郭城位于瓦房店陈屯汉城。熊岳温泉遗址目前破坏严重，文化层大部不存。年，日本民俗学家泽田四郎作（以下均简称泽田）被派驻医院（位于今熊岳温泉疗养院附近）期间，详细调查了温泉遗址一带的地理环境、遗迹与遗物分布现状。归国后整理出版了《熊岳城温泉附近遗迹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温泉遗址位于熊岳河下游冲积平原，熊岳河北岸，渤海湾之近海地带。根据泽田在《研究》一书“序言”中的介绍，在他进行调查之前，鸟居龙藏、形田几次郎、八木弉三郎先后调查了温泉遗址的汉代砖室墓、居住遗迹等，并采集了汉代遗物。泽田则全面记述了温泉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聚落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采集到石器、陶器、陶制品、古器、玉类、铁器等各式器物，特别是象牙制的耳珰、獐鹿角以及鹿骨器等骨器、双鱼纹陶器等较高品级文物。温泉遗址还发现了“千秋万岁”瓦当：“昭和十九年（）4月14日一个柳莺花燕的午后，在医院大院中央挖掘避难壕时，于地下2尺4寸的地点，突然发掘到了一块‘千秋万岁’的瓦当。从这个断面可以明晰当时的埋藏状况。”据《研究》一书插图，当面直径17厘米，中央为圆形乳丁，单界格线，四界格内分别书“千秋万岁”四字。当轮一半残缺，当轮内饰一圈凸弦纹。泽田在《研究》“结语”中有如下论述：“明治四十三年（），鸟居博士勘察了熊岳城外与温泉附近，推断该地为汉代遗迹。继而八木弉三郎也认为该地为汉代古城迹，后来稻叶君山博士进一步断定熊岳城为汉之文县。然而这一地名仅仅是对熊岳城的记载，并没有明确记录熊岳城附近以及三里外的温泉附近的情况。我一直在考虑那个被称为土城子的地方应该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医院地下二尺四寸的地方出土了‘千秋万岁’瓦当，这就佐证了稻叶君山博士所推断的文县，即熊岳城的中心，并不在现在的熊岳城内，而是在正白旗村。”“千秋万岁”文字吉语瓦当的发现及其他较高品级文物的发现，佐证了温泉遗址当为汉代辽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中心城邑之一。近数十年来，在以熊岳城和温泉村遗址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量汉墓，如年在盖州九垅地、东达营子、鲅鱼圈草房村清理了7座东汉墓。在熊岳镇的利民村、新华村、胜利村、黎明村等地也发现了汉墓群。8年8～11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鲅鱼圈天瑞水泥厂一带的汉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38座，其中砖室墓4座。稻叶岩吉、泽田四郎作等日本学人将温泉遗址认定为文县，肯定了该遗址作为县一级治所的级别，但从其地理位置、文化遗存的丰富和密集程度来看，应系辽南盐铁重镇平郭县故址。汉代以后，平郭城在三燕时期依然发挥着慕容鲜卑管控辽南的重要作用，是当时辽东地区仅次于辽东城的通都大邑。但熊岳温泉遗址并未发现晚于汉代的文化遗存，这显然与平郭城的历史定位不相符合。北距温泉遗址仅数十公里的瓦房店陈屯古城规模较大，年曾在此发掘了大量瓮棺墓、石板墓和砖室墓，其年代从东汉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年，文物工作者又在距此不远的复州河南岸的瓦房店老虎屯满族镇马圈子村清理了四座石板墓，在此之前，该地区已有数以百计的石板墓遭到破坏。M3出土的剪轮五铢表明其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该石板墓群的年代当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结合当时的历史境况，慕容鲜卑内部军事冲突不断，慕容仁为了加强对北方慕容皝势力的抵御，扩大战略缓冲区，平郭城完全有可能自今温泉遗址一带向南迁址。今陈屯古城规模宏大，周长达3米，周边魏晋石板墓密集，因而陈屯古城很可能正是魏晋时期平郭城的遗存，而非汉代城址。三文县地望
文县，即慕容仁、皝交战之汶城。王莽时称文县为文亭，《汉书·地理志》：“文，莽曰文亭。”文县后易名为汶县，《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载，正始元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由此可知，文（汶）县当在辽东近海之地，“汶”字则意味着县治附近有河流，或谓之“汶水”。文县县治亦争议颇大，有如下几说。其一，瓦房店陈屯汉城说。陈屯汉城位于大连瓦房店市太阳升乡王家村陈屯，复州河北岸台地。城址呈方形，边长约米，北、西、南墙已毁，东墙残长米、残高2～3米。年曾在此发掘了大量瓮棺墓、石板墓和砖室墓，其年代主要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刘俊勇主张陈屯汉城为文县（汶县）县治，城址南部复州河即“汶水”。张翠敏等认为：“城内采集的遗物主要是东汉时期，因此陈屯汉城有可能是东汉时期汶县城址，而西汉时期文县是否陈屯城址还有待考证。”从目前采集遗物和墓葬年代来看，张翠敏等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其二，海城析木城说。孙进己、冯永谦定海城析木城古城为文县故城。其三，大石桥进步村汉城说。进步村汉城位于营口大石桥市永安乡进步村西南40米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崔艳茹等认为：“城址西界紧邻辽东湾和淤泥河入海口处。与之毗邻的柳树镇西大平山南坡的战汉时期遗址有好几处，并且这些遗址距该城址只有几华里路程。这些遗址可能就是辽东文县民流徙渡海的登舟乘船的码头。”其四，盖州城关汉城说。阎海持该观点。该说法笔者拟于下文详论。其五，盖州以西说。《满洲历史地理》《南满洲旧迹志》认为文县治所在今盖州以西熊岳城。根据上文所论，汉代平郭县和魏晋平郭城分别位于今熊岳温泉村遗址和瓦房店陈屯汉城，文县治所当在其以北地区寻之。符合文县近海条件的古城为盖州城关汉城和进步村遗址。进步村遗址最初发现于年，《营口市文物志》将其定为城址。根据后来的研究与调查，事实上，所谓进步村汉城并不存在。根据阎海先生提供的信息，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遗址已荡然无存，仅在进步村北小工厂的一处断崖上发现了泥质灰陶片和绳纹砖，可知该遗址系汉代墓葬。且进步村与汤池堡安市县故址距离过近，不可能在如此相近的地理空间内同时建置两个县治。因此，文县县治不可能为进步村遗址。如此，笔者以为文县县治当位于盖州城关汉城。该城址位于近海沿河之地，便于出海航行。城址南部的大清河水面宽阔、流量充沛，应系汉代“汶水”，文县因临“汶水”遂易名为汶县。盖州城关汉城系营口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古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其南城墙位置在盖州卫明城墙南墙与钟鼓楼之间。20世纪60年代，曾在盖州镇明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了大量汉代大板瓦、筒瓦等遗物。年，在钟鼓楼西南米路南一居民宅院内发现汉代地下排水管道。在今盖州城区附近的太阳升乡、团甸镇、团山镇、青石岭镇分布着密集的汉墓群，如农民村汉墓、沙沟子汉墓等。农民村M1随葬品多而精美，品级较高，并发现了“陰賀”字样的青铜私印，应是当地地位较高的官吏或士绅地主。四汉代辽南的政区格局
汉代辽南之地大致分布着辽东郡下辖之安市、平郭、文、沓氏等县邑，诸县各有所统辖，并发挥着各自的城市职能。从营口地区汉代考古遗迹的分布图来看，主要集中在大石桥汤池镇英守沟村、盖州城关镇、鲅鱼圈区熊岳城镇温泉村三个区域，每处区域都是以一处聚落城址为中心，周边分布着密集的汉墓群和村落遗址。有学者将营口地区汉墓划分为以大石桥市境及老边区柳树镇大平山村为中心的北部墓群、以盖州为中心的中部墓群、以盖州南部和熊岳为中心的南部墓群、位于鲅鱼圈区沿海地区的西部墓群。西部墓群可视为中部墓群和南部墓群向西部近海地带延展的表现。诚如上文所论，以上区域恰分别对应着安市县、文县（汶县）和平郭三县。英守沟汉城、盖州城关汉城、熊岳温泉汉城三者大致呈东北—西南一线分布，彼此间隔在30～35公里，符合汉代“百里为县”的郡县建制。瓦房店陈屯汉城为汉末至魏晋时期平郭城故址，可与熊岳温泉遗址纳入一整体区域综合考虑。安市县以西不远处系大辽河河道，安市县毗邻大辽河而建，很可能发挥着管控大辽河下游水陆交通和入海口航运的职能。平郭为盐铁重镇，为辽东地区汉代郡县统辖区的经济生产供应海盐和铁器，这对于以铁质生产工具为核心的汉式农耕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推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本溪王义沟遗址所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出土了20余件铁镢，规格大多为宽5厘米、长8厘米，这是近年考古发现铁镢出土数量较多的一次，证明了汉代辽东地区使用铁器进行耕作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有学者提出，这些铁镢有可能就来自冶铁业发达的平郭县。此外，平郭城在魏晋三燕时期依然发挥着区域性政治中心的职能，无疑与丰富的盐铁矿产和经济活动积累了殷实的财富密切相关，营口地区的汉代冶铁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县则为重要的港口枢纽，开通了连接山东半岛的海路航线，是中原和山东半岛向辽东地区移民并输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窗口城邑。大连地区汉代城址和墓葬群主要集中在瓦房店陈屯、普兰店姜屯、金州新区董家沟至大岭屯一带、甘井子区营城子镇、旅顺口区牧羊城一带，上述各片区也都分别以一到两座汉代城址为中心。辽东郡有沓氏县，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乐浪郡遗址曾出土“沓丞之印”封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四、《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均载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意即沓氏县西南濒临大海，海中有岛屿。大连地区三面环海，如从山东半岛一路北上泛海、纷至沓来，在辽东半岛最便捷的登陆地点当在今旅顺口区羊头湾一带。这也最符合沓氏县治所应位于距离山东半岛最近的辽东半岛南端的地理方位。从这一地理区位考虑，沓氏县当位于大连旅顺口区牧羊城城址，其附近刘家村、刁家村、尹家村、于家村等地的密集汉墓也佐证了这一点。牧羊城附近还有大坞崖汉代村落遗址、大潘家村汉城等其他聚落址。羊头洼港背风浪小，便于登陆，是辽南天然的优良港湾，是为沓氏县境内的“沓津”。“这表明，牧羊城并非独立存在的一座沿海孤城，而是集城市群、海港群、聚落、墓葬等多位一体的综合性沿海城市。”大连营城子地区汉墓多达数百座，其中不乏如76号东汉墓、农科院单室砖室墓、沙岗子2号壁画墓等高等级墓葬，其附近也应存在城址遗迹。《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载：景初三年（）“夏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大连金州新区董家沟至大岭屯一带存在两座汉代古城，亦是辽东半岛左翼黄海沿岸汉墓最为密集的地区。大岭屯汉城位于董家沟汉城东北方向的青云河入海口附近。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学者三宅俊成曾在此先后两次组织发掘，出土了石器、筒瓦、板瓦、半瓦当、铜铁制品、战国汉代钱币等遗物。该城址位于黄海沿岸，出海便利，或为景初三年（）泛海齐地的始发地东沓县故址。无论大岭屯汉城性质为何，其均为辽南黄海沿岸的重要海港城。普兰店张店汉城规模较大，形制复杂，城址中及其周边出土了马蹄金、“千秋万岁”瓦当、“临濊丞印”封泥等文物。附近汉墓尤其丰富，姜屯汉墓M45出土了具有王侯一级的玉覆面、鎏金铜贝鹿镇等高品级文物。张店汉城的性质目前仍未确定，王禹浪等学者提出了其可能为汉武帝为安置归附“辽东内属”的濊君南闾、于元朔元年（前）至元朔三年（前）所设之苍海郡故址，引发了学术界讨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张店汉城必为辽南一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并居住着地位较高的上层人物。大连地区汉代古城密集、形制多样，形成了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城邑体系。城址多近海临河，通鱼盐之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汉墓中较为各式丰富的随葬品，特别是金质联珠十龙纹带銙、大量青铜私印的出土和汉墓中花纹砖所反映的审美取向，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生活的富足，是辽南的经济中心。由此可见，自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沓氏县故址牧羊城，向辽东半岛左右两翼延伸，特别是在千山山脉西麓的渤海近海平原地带，分布着密集的城邑体系和交通路网，形成了汉代繁荣的城市文明的亮丽丝带。依托于“郡县化”的推进，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盐铁手工业、商业、泛海贸易、儒家文化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冲击和影响着东北腹地的世居族群文明及其政权，逐渐改变了东北中古时代以前的文明格局。结语
辽东郡下辖安市、平郭、文三县，系汉代辽南重要的行政中心。汉代安市县西邻大辽河，地近高句丽安市城故址大石桥海龙川山城，安市县位于大石桥汤池镇英守沟汉城。平郭县设有盐官、铁官，制盐、冶铁业发达，位于文县以南。汉代平郭县县治为熊岳温泉村汉城，东汉末至魏晋三燕时期平郭城位于瓦房店陈屯汉城。文县（汶县）则沟通海陆联运，是重要的港口枢纽，位于平郭县以北。文县设治于盖州城关汉城，县名因临近“汶水”（今大清河）后易名为“汶县”。安市县、平郭县、文县与设治于大连旅顺牧羊城的沓氏县共同建构起汉代辽南的城镇体系和政区格局，承担着各自的城市职能，共同推动了东北地区南部这一边疆地区的“郡县化”进程，强化了秦汉政治、经济与文化大一统的国家格局。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学》（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注释略，引用请参照原文。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