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大运河遗产保护取得了许多进展。在物质遗产的整理与保护方面，作为年“大运河”项目申遗的前期准备工作，先是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纳入“京杭大运河”项目（6--3-），进而年左右，在国家文物局统筹之下，涵盖永济渠与通济渠段，各地方相继出台《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并以此为基础汇总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下称《保护规划》）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下称《管理规划》）。其包含的部分遗产组成在年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7--3-）的子项并并入第六批“京杭大运河”。而《管理规划》作为申遗文本的基础也顺利完成了年的申遗工作，入选河道遗产27段，遗产点58处。申遗成功以来，随着各地对《规划》的推进以及考古工作的进展，大运河沿线又有了新发现，部分其他文化遗迹也并入了大运河项目。譬如在年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淮安板闸遗址（8--1-）与通州燃灯塔（8--3-）又并入“大运河”项目。这些对文化遗存的明确界定与登记无疑实对遗产保护有着很大帮助作用。
近来，我在推动个人的大运河项目，作为项目基础之一，明确研究与探访的遗产点自然是重中之重，而世遗点与国保单位又是其核心。世遗点在申遗文书与项目中有明确界定，在此不表。而对于国保单位，传统上对于此类包含子项的项目，可以依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下称《一至五简》《六简》《七简》）明确其组成与内涵。然而由于第六、第七批中的项目合并与申遗工作的影响，《简介》中的子项论述与《规划》中的描述，各地文物局公开的信息，以及各地国保碑建立的情形，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矛盾。在我看来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有三：
六批“京杭大运河”与七批“大运河”虽然最终合并，但二者本身并不是独立的。依浙江省文物局文件[1]，在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下，2年六批国保内涵界定工作与七批国保单位申报工作是同步进行的。这就造成了本身子项内涵界定的重叠与错乱。另一方面，许多作为大运河核心遗产点的单位早在年之前已经入选第一至五批国保单位，并包含了部分子项。其最终归属很难厘清。譬如，临清鳌头矶，舍利宝塔等古迹作为“临清运河钞关”子项已成为第五批国保。但在《七简》中作为“大运河”子项“会通河临清段”的子项再次提及，产生两属现象。
部分原作为六批“京杭大运河”子项或子项的子项的项目，在七批中作为独立文保单位出现。但在地方政府立文保碑时又可能作为子项处理。譬如聊城土桥闸本是作为六批“大运河聊城段”子项的子项之一存在，然而由于年对其进行了完善的考古工作，甚至成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成为了独立的第七批文保单位“土桥闸遗址”（7--1-）。但东昌府区人民政府立碑时却称年5月4日国务院公布“京杭大运河——土桥闸遗址”，其中无疑存在混乱[2]。
在《七简》界定95处子项之后，部分地方政府可能添加了部分在《规划》中强调或后发现的遗迹。虽然没有找到任何公开文书公开介绍这些增补，但却实际立有国保碑。譬如，北京玉河故道的澄清下闸时年方才考古发掘面世，而未见其增补信息。然而在北京市文物局年7月立的国保碑中却称“大运河——澄清下闸遗址”[3]。这一问题在北京市与嘉兴市尤其明显。
因此，这就为遗产点的整理与归类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有必要进行这一子项整理工作。本工作将以《一至五简》《六简》《七简》子项描述为基础，结合各地文物局公开信息与网络上可找到据不完全统计的国保碑信息（尤其感谢华夏古迹图），尽可能地厘清。由于精力有限，在这第一期工作中将集中于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部分，暂不包括永济渠、通济渠与浙东运河部分。在汇总表格中将依照运河流经的各县区顺序排列，即：
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香河-武清-天津-青县-沧州-泊头-东光-景县-吴桥-德州-武城-故城-清河-临西-临清-聊城-阳谷-东平-梁山-汶上-济宁-微山-台儿庄-邳州-新沂-宿迁-泗阳-淮阴-清浦-淮安-宝应-高邮-扬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海宁-杭州-（湖州）
而在内容详论中，将以省为单位统计。针对以上三个导致子项混乱的问题，第一类将以蓝色标识，第二类将以高亮标识，第三类将以红色#标识。其具体问题在详论中讨论。子项总结表如下：
共计11(16)+11处
通州燃灯塔为第八批增补。（8--3-）
依《七简》北京市包含国保单位10处，其中西城区澄清上闸（万宁桥），东城区澄清中闸（东不压桥）为玉河故道的子项。但二者均为世遗，且与什刹海并列，在此处也可以并列统计。
在《六简》中北京段运河仅有“京杭大运河通州段”，这一般主要是指北运河通州段，也可能包含通惠河通州段。在《七简》中出现的“通惠河通州段”可能与其是替代关系，也可能是并列关系。如今，在两河交会口北关闸可见国6文保碑[4]。
然而在北京市文物局发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中[5]，出现了“黑龙潭及龙王庙”与“庆丰闸”两处，而缺少通惠河通州段。且其称七批国保“大运河”包含保护单位96处，与《七简》中95处不同。可能在《七简》公布后，该项目又产生了变化。
在东城区与通州区，尤其是张家湾/皇木厂一带出现了大量未在《简介》与公开资料中出现的国7文保碑。通州区的保护单位基本都出现在《大运河（北京段）遗产保护规划（-）》中，但东城区两处没有。尤其是澄清下闸年方才掘出却登上年公布之国保单位，令人迷惑。
共计2处
天津市子项清晰，只有国7两处。其中三岔河口河段应为国6置换。在城区南北运河多段可见国6碑，标识“京杭大运河”，无额外信息。
共计9(10)处
河北省河段保护单位有北运河（河北段）与南运河（河北段）两处，在上表中分别记入香河县与青县。
马厂炮台是国7独立国保单位（7--5-），然而其作为曾作为国6“京杭大运河”子项出现。其国保碑亦为国6“中国大运河·马厂炮台及军营遗址”。
注记：斯飞小组的《识古寻踪》国保札记中似乎遗漏了清河县油坊码头遗址及险工一处。
共计24(31)处
临清运河钞关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但其为国5单位（5--3-）。且临清的重要古迹：鳌头矶，舍利宝塔，清真北寺，清真南寺皆打包成为其子项。但在《七简》中又再被提及，产生两属问题。
《六简》“大运河聊城段”包括子项14：周家店船闸，张秋（荆门）上闸，张秋（荆门）下闸，辛闸，梁乡闸，土闸，戴闸，临清二闸，崇武驿大码头，小码头，七级北大桥，问津桥（临清闸），会通桥（会通闸），月径桥。但在《七简》中其归属产生变化：
其中临清段水工问津桥，会通桥，月径桥，临清二闸，现似包含于会通河临清段中。
荆门上闸，荆门下闸独立成为子项。
七级北大桥应归属会通河阳谷段。且近年来考古发掘七级下闸，七级码头皆有成果，不知是否有所变化。
土闸（土桥闸）成为一独立文保单位（7--1-）。
然而在国保碑存在问题，如土桥闸遗址称其为子项，临清闸等处仍为国6碑等等。
大运河东平段在《六简》中写明其包含戴村坝，且戴村坝亦为世遗点。似有照片亦拍到戴村坝国6碑。然而在东平县人民政府网站信息中，戴村坝仍为省保，令人迷惑。
汶上县南旺枢纽是运河水脊，也是文保单位最为复杂的一处。国6中其包括南旺枢纽的中心分水龙王庙遗址，而在国7中有增加了包含子项11而不含分水龙王庙的南旺枢纽：十里闸，柳林闸，徐建口斗门遗址，邢通斗门遗址，曹村蜀山湖堤，苏桥蜀山湖堤，刘氏祠堂，会通河南旺枢纽段，运河砖砌河堤，寺前铺闸，小汶河。
其中十里闸、徐建口斗门遗址、邢通斗门遗址、运河砖砌河堤、分水龙王庙遗址、柳林闸、寺前铺闸均为世遗独立遗产点。
然而在济宁市政府公布《济宁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7]中“大运河”仅以整体出现无子项，且刘氏祠堂仍仅列为市保。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济宁市其他几处大运河子项中，通济闸为市保，利建闸为省保，其他保护单位均为出现。这种矛盾与混乱同样令人困惑。
金口坝虽非世遗遗产点，但作为元代济州河济宁分水枢纽上游重要的节水工程一直作为核心遗产点在诸《规划》中出现。其为独立国7单位(7--3-)，在此处亦计入统计。
注记：斯飞小组的《识古寻踪》国保札记亦缺韩庄乾隆御碑。
共计64(72/73)处
宿迁皂河龙王庙行宫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其为国5单位（5--3-）。年御码头遗址作为国6单位合并入龙王庙行宫。然而在申遗预备名单与申遗文件描述中似乎作为遗产点的龙王庙行宫是不包含御码头的。故在此标注说明，宿迁段的“大运河”国保单位可统计为1/2/3处三种情况。
码头三闸是国6”京杭大运河“子项，包含子项三：惠济闸、通济闸、福兴闸。而三闸有各有正闸，月闸，实际共6处。然而虽惠济闸、通济闸保存完好，福兴闸位置已没于蛇家坝附近二河河堤。不知是否有国保碑确立。
清口枢纽是国6”京杭大运河“子项，包含子项七：黄河故道、顺黄坝、张福河、里运河与里运河故道、天妃坝、中运河、双金闸。其实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子项，而是清口枢纽的几大总体构成部分。在世遗58遗产点中对清口枢纽的定义有所不同，共分四项。首先是清口水利枢纽，基本包含除双金闸外的国6子项以及码头三闸。其次是双金闸单独成为一项遗产点。再次清江大闸也作为了清口枢纽的一项。最后清口枢纽还包括洪泽湖大堤。而在国保单位中，包含高家堰在内的洪泽湖大堤是一项独立的国6单位(6--3-)。
高邮盂城驿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其为国4单位（4--3-）。
扬州国6子项“伊娄河故道”与国7子项“瓜洲运河”同时出现令人迷惑。因为在历史上这一般指同一段河道，即高旻寺至瓜洲。此处待商榷，而究其原因hunry则有其分析[8]。
个园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其为国3单位（3-8-3-）。
汪氏小苑与卢氏盐商住宅均为世遗遗产点，而二者亦均为独立国7单位（7--3-，7--3-）。
镇江江河交汇处包含三个子项：丹徒口、谏壁口、小京口。其实另外两处江河交汇处甘露口与大京口也均有文物遗存，不知为何没有列入。
盘门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其为国6单位（6--3-）。
宝带桥是世遗58个遗产点之一，其为国5单位（5-0-3-）.
共计12(18)处
在《七简》中嘉兴“大运河”国保子项仅有长虹桥。然而嘉兴市政府年立国保碑中还包括了秀城桥、秋泾桥、杉青闸遗址、落帆亭、嘉兴分水墩五处，与北京情况类似，同样令人迷惑。
杭州运河古桥包含子项三：祥符桥、欢喜永宁桥、桂芳桥。这三座桥分别跨余杭塘河与上塘河。跨大运河主航道的拱宸桥与广济桥为独立子项。
《七简》中杭州”大运河“国保子项还包括西兴码头与过塘行建筑群、浙东运河古纤道两项。其属于萧山浙东运河部分。在这第一阶段整理中暂时省略。
新市河埠群及南圣堂并未出现在国保简介中，新市也并非大运河遗产规划中的核心保护点。但该处出现国7国保碑，与北京、嘉兴情况类似。
综上我们整理了国6”京杭大运河“与合并后的国7”大运河“子项内涵，并连带统计了大运河核心遗产点在这些子项之外，作为独立国保单位的情况。鉴于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三个问题，以及子项还包含子项的复杂情况。这里统计的国保单位数字仅作参考。总体说来造成其间混乱颇多、内涵不清的原因在于国6项目的仓促、申遗工作的影响以及各地政府不一的处置态度。其实我是赞同把能保护的遗产都立上碑保护起来的做法的，至少可以提高民众的重视，也可以对地产商的蚕食稍有震慑。然而，内涵定义与立碑的混乱依然会带来很多认知与管理的问题。理想的，各国保单位子项应该具有独立序号，而在立国保碑时各国保单位与子项的序号也应体现在国保碑上。然而我们也清楚全国各地文物保护单位的执行差异很大，甚至还有很多地方国7公布多年尚未立碑。我们只能期待未来。
再说到作为旅行者与国保爱好者探访大运河遗迹的具体实践上，固然这些国保单位很好地总结了最为重要的核心节点并串联起运河脉络，但依然有许多重要遗迹未被列入。为了增进认知，有必要结合《规划》更详尽地整理可以造访的地点。同时，为了更方便旅行与研究，结合GIS工具，有必要将其位置与历史变迁呈现在地图上。如下图，即为依据诸《规划》整理的沿运河道与遗产点分布。世遗、国保、规划单位也相应按其等级做了分类整理。京杭运河如巨龙耸立，串联起从华北经淮海至江南的平原地区。在接下来有关大运河项目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将具体呈现其点滴。
关于做好第六批国保单位“京杭大运河”内涵界定及“浙东运河”申报第七批国保单位工作的通知，浙江省文物局，2-10-19
土桥闸遗址，“二叶舞鹤草”游记，-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