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以卖炊饼谋生。因炊饼是小本生意，给人的印象好像武大郎的日子，过得应并不宽裕，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
《水浒传》说“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金瓶梅》也说的更是十分详细，武大郎“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衙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
问题来了：买炊饼的武大郎，居然在阳谷县租住的是二层临街商铺房，还带着院落。
图：买炊饼的武大郎想来宋代的市场经济也是十分活跃，不然《清明上河图》里哪里那般繁华。
那么卖炊饼营生的武大郎，怎会有那多钱来支付得起临街别墅的昂贵租金？
这到底是作者弄错了，还是另有文章呢？
一、让文豪、宰相都高攀不起的北宋房价
史上两宋都非常重视经济，尤其是北宋，其经济之富庶繁华程度，不仅远迈汉唐，也让后世的明、清两朝难以企及。
经济的繁华，直接致使房产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京都汴梁，房价之高，更是让人难以承受。
北宋前期，开封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随便叫价就得贯。
按照现代购买力估算，一贯大约元人民币左右。那么普通住房价格，就在39万人民币左右；而豪宅就要几千万人民币了。
而按《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贯，也就是合元人民币，年薪万。一个普通从八品的县令月薪十五贯，合人民币元，年薪5万4千。
这种薪酬，购买房子，确实不容易。
图：武大郎的家宅这就使得，哪怕当朝重臣、宰执，仅靠薪俸收入，只能沦为无房一族。
如大文豪苏轼，在开封就没有自己的房子，以致到了儿子结婚时候，他只能向朋友暂时借用；
他老弟苏辙比他好些，到了晚年时候，才终于在三线郊区的许州，盖了三间房，总算是有了自己居所，高兴地非要写诗庆祝一下：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同列文名的欧阳修，境遇也比苏轼兄弟好不了哪儿去。
图：欧阳修他到了三十八岁时，虽然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但仍然在开封租房。后来他写诗回忆在开封的蚁族生涯，仍旧大吐苦水：
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文人重名而轻利，也就罢了，可宰执重臣，居然也经常为此困扰。
如大名鼎鼎的寇准，几次入相，俸禄优厚，他个人也以讲究享受闻名，连厕所里都要燃点蜡烛，彻夜长明，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行为。
可就是他，也望房兴叹，史载：
“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
不仅地主家没有余粮，宰相家也买不起屋，造不了房。这在大宋竟然是非常自然、平常的事情，以至于翰林学士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里无奈牢骚：
“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平常大臣的住房窘况，就更不堪一提了，有时候不仅为难子孙，还让皇帝都为之赧颜。
如宋初将领刘福，生前没有购置房屋，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里，他死后官方收回住所，子孙们就没有地方住了。
真宗时的枢密副使杨砺，也是住在政府给租的房子里，十分简陋。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因为小巷狭窄，连马车都进不去，皇帝内心真是五味瓶打翻…….
这种情形，真是太丢大宋官家的脸了，可是还真木有办法，大宋太缺钱了。
图：大宋繁华市景大宋的冗官冗军，加上给大辽的保护费，实在过得太紧巴了。
此种情形，直到宋神宗时，才稍有改观。
注意，是稍有改观，不是解决。
为了照顾朝廷面子，专门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但只供尚书以上级别的官员，即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
那么尚书以下的官员呢？
朝廷就管不了啊，你们还是“僦舍而居”去吧。为此，官方自中央地方均设有楼店务，也就是国有房地产租赁行政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出租及修造。
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只是给多数官员，一个低于市价的租赁价格而已。对于官员来说，租金不仅要缴纳，这样优惠价格还不能延续子孙。一旦官员结束了为赵官家奋斗不息的一生，子孙就要马上迁出，还有大批排队等候的人都盯着呢。
命苦不能怨赵官家，大宋的大批官僚，眼含热泪，就只能集体为大宋租房市场创造GDP去了。
二、在大宋，最幸福的职业是做包租婆
供求紧张的大宋房产市场，直接刺激了民间投资导向，大批包租婆应运而生。
大宋人口的密集程度，也为租房市场的火热化，不断煽风点火。
据记载，北宋后期首都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人-0人/平方公里；而到了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人/平方公里，咸淳年间，甚至能达到人/平方公里。
这么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城市的住房势必供不应求。如果有几套房子出租、收租，那简直不要太爽，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司马光曾经说：
“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也就是在北宋时，十口之家，月收十五贯租金，大约元人民币左右，已经足够日常花销了。
到了南宋相关记载说，有的商铺房，仅每天收到的房租，就已经有20贯左右，约今日元人民币，这包租婆日子，躺赚简直不要太舒服。
图：大宋城门大宋公务员看到包租婆日子这般好过，也就顾不得赵官家的禁令了，也纷纷加入到房产大军中。
宰相丁谓的商业眼光最毒，看中了汴京冰柜街一处地势低洼地皮，也就是片沼泽地。同僚们本来笑他愚痴。
结果老丁修理宫殿把自己干成了土木专家，按照老路子，先是附近凿池放水，把凿池挖出的泥土用来垫高自家地基，起建房屋。再上报皇帝，由公家出钱把池子联通河道，又架上一座飞桥，直通保康门，搞成了政府工程。
结果很快，冰柜街成了著名景点和繁华地段，老丁的房产也就一本万利，还光租不卖，真是日进斗金。
图：丁谓捋须宋徽宗时的宰相何执中，每日租金收入有贯，月入贯，这样收入就是宰相月俸的8倍。“六贼”之一的朱勔更厉害，“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
其他人也想效仿，可地皮早就被搜刮光了。御史中丞翁彦国说：
“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
三、高房价之下，武大郎们怎么住？
宋代这么高的房价，让公务员大佬都不能承受，像武大郎这样的普通居民，该怎么办呢？
（1）赵官家还是有考虑的，一直实行严格的限购、限价政策。
宋真宗咸平年间，政府就明文规定：“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将申购公屋的机会倾斜于一般平民。宋仁宗天圣七年，政府又出台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即现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2）政府通过“店宅务”，除了给公务员和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服务。
店宅务虽然盈利，但是比之市价，已经非常低廉了。它不仅面对公务员队伍，还针对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服务。
图：宋都繁华如何低廉呢?
《宋会要辑稿》记载：
天禧元年，首都汴梁一间公租屋，每月的租金约为文；天圣三年，公租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文。
《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记载：
当时做小生意的城市底层人员，月收入平均约有0-文，即便是折中，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还是能负担得起。
所以武大郎们，通过租赁政府廉租房，才能获得较为优越的生活。
四、总结
作者看似不起眼的作者闲笔，仔细推敲，竟然背后隐藏若干丰富信息。也让我们了解到：比之今天，宋代的住房问题一样的棘手和焦灼。
感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读历史，就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武大郎的住房问题，谁说是他自己关心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