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商人地主兼并土地，往往是以放高利贷作为兼并土地手段的。高利贷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很早就存在。但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商品货币经济更加发展，因而高利贷在商人地主兼并土地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商人地主阶层
我们从湖南桂阳直隶州的商人地主来看。桂阳矿产十分丰富，在清代前期历史上，邓、曹、彭、何四姓，都是因采矿而发家致富的大矿业主兼地主。邓希全雍正时开始采银矿于大凑山，“日千金，积数年，资累数十万”。彭应中乾隆时也开银矿，“挟资数十万”。曹祖礼开矿“致资产巨万”。何植苕原来家资中等，乾隆初采银矿于大凑山，“计倚为生者数千人，家致十余万金”。再过几年，“致数十万”。
这四家大矿商，都有大批土地。是典型的矿山主兼地主。何钟衡“初有田一顷”，是一·个小地主。他“谋居积，守积谷，无为也”。后来他大放高利贷，“人人贷其钱，辄大获倍利偿之。三十年遂致巨万”。雷光华是一个在瑶族地区以“贷息起家”的高利贷者兼地主。“瑶人多贫，有垦土者，得金数百斤，以为锡”。雷光华用欺骗手段，“贱买之，既易钱”，再放高利贷给瑶家，“遂致十余万金”，大买土地房产，是一个欺诈剥削少数民族起家的高利贷者兼地主。
刘汉宗，幼年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的穷人。每到年“除夕，债家逼辱之”。刘汉宗年长，卖掉家具布匹，“得钱五百，至广东番禺、佛山”给大商人当学徒以记账为生。因为他精明能干，被掌柜看中，由记账升为“主计”，又由“主计”参加了“人股”，成为股东。此后，“数年分资本十之一，数年十之五，汉宗乃为大商，致资数十万”。刘汉宗由穷学徒而记账，而主计、而股东，最后成了几十万的大商人。他还捐官庐州州同，又升知州兼川南道。在桂阳直隶州还置有土地，成了一个大商人，大官僚、大地主的典型。
王朝荐道光年间到广东经营盐业为生，“以盐致富至数十万”。当时由广东到湖南的交通要道，多由韵关过五岭，经郴州、宜章达湖南。因“行盐利饶”，清政府在此设关卡，“榷其税，岁入十余万”。王朝荐这个盐商，为逃避税收，躲开官卡，由广东连州星子墟，开辟新路，夜间“步担来桂阳，后再舟下衡阳”。一路上“肩挑贩夫，益至数千万人，皆越山岭，避榷税”。于是“粤盐遍湖南”，王朝荐也由此发了大财，买了土地，成为一个大商人地主。桂阳州还有李文义、李世升、王三开等，是全县“并称巨资”的三家著名商人地主。
其他各省，在清代前期都有商人地主活动的记载。如康熙年间，山东濮州人刘滋世，年幼时家境贫寒，仅有“下田二十余亩”，本人有病无钱医治，负债不能偿还。滋世“乃鬻其田”，尽还欠债外，只剩下十两银子。他以此作本钱，先是贩盐，“获利十倍”，后又“募鹿角车，佣数十辆”，到河南产麦区贩运小麦，往这数次，“得息千金”。刘滋世还放高利贷，从而发了大财。
经过二十余年，刘家“田连阡陌，家垒数万金”，成为当时当地的大商人地主，乾隆年间，汉州人房满，“家筑读书不就，田仅粉十亩”房满把几十亩薄地卖丁“六七金”，持此作本，到山西潞城县灰运铁器为生。他“三倍获利，如此行货者三”，以后发了财，一次买田二百亩，“积产可值干金”，胶州在道光年间，也多商人地主。据记载：田多归于“仕宦与士商之家，散在四乡，不能自种，佃于人”。
江苏清河县老子山镇是淮北盐场所在地，康熙年间，镇上“苏徽大贾，招贩鱼盐，获厚利，多置田宅，以长子孙”，长江以南句容县人许世敦，道光年间“侨居河南，迫于贫，改执贾，以居积稍稍致富”。后又在河南买土地，出租佃户。浙江平湖县，乾隆年间，“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富，半为所占”。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以经济基础不稳固的自耕农民为主要剥夺对象。自耕农有少量土地，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经不起封建阶级的剥夺和天灾人祸的突然袭击。
商人地主，乘人之危，通过高利贷，轻而易举地迫使自耕小农破产，把大量土地据为己有。商人地主的土地是如何进行生产的？他们和官僚缙绅地主、庶族地主一样，进行封建的地租剥削。大多以分成地租的方式，以收实物为主，有的出卖，有的囤积，然后再伺机放债，循环往复，积累资金，扩大土地的兼并。商人地主阶层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但是，商人地主阶层的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对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经营地主阶层
经营地主阶层，就其剥削关系来说，并没有完全脱离开封建剥削的窠臼。但经营地主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同商人地主阶层一样，也是封建社会末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区域性的社会分工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粮食生产单位面积大幅度增产的结果。但是，经营地主和商人地主最大的区别，在政治上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关系并不是那样密切，他们的生产，经常遭到清统治者的“严禁”和干涉。
在经济上，他们采取雇佣劳动，自己出面经营，生产的目的，完全或部分为商品出卖，为利润而进行的。中国经营地主阶层产生于明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经营地主巳经在一些地区稀疏地出现了。到了清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经营地主阶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地区分布上，都巳大大超过了明中叶。
经营地主阶层的发展，首先与粮食作物成为商品有密切的关系试想，如果没有生产出足够阿根食来供应人们的消费，很难设想，会有更多的人，拿出更多时土地，来进行经济作物的生产的在明中叶以前，我国长期以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粮仓，故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清代前期，由于江南一带桑、棉麻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当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缺粮现象，我国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已经转移到两湖，四川地区。因此，至少从明末清初开始，下江一带及其他地区的稻米，大部仰赖湖广四川，故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
早在康熙四十八年，就有人指出：“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居多。或在汉口地方出售，或转卖与江浙贸易之人，得银买货，仍复卖货。······且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是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运下湖口之米”。雍正四年时记载：“汉口地方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运来。又说：“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在这些产米地区，形成了许多商品粮食中心。
如四川的米外运时，首先集中于重庆，买米的商贩，“接踵而至”重庆，而后经过汉口，“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所以，雍正年间的重庆，已成为四川地区“兵民聚处，户口实繁”的重要米市。湖南大米的集散地是湘潭和衡阳。在康熙末年“这两个城市已经是，有名马头大店。凡邻近州县及本地所产米石，皆运往出卖，商贩交易，多聚于此”，然后再集中于汉口。
所以汉口又成了西南各省的米谷集散中心。湖广、四川等产米区的米谷，固然有不少是自耕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粜给商贩的。但也有相当多数是经营地主为商晶而生产的。乾隆十三年钦差尚书班第说：“川省产米素饶，不患米谷不充，而患运送不继”。嘉庆年间善化县志记载：“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一般说来，谷价的高低，要受丰歉供求关系制约的。
结语
既然四川、湖南的谷价不受其制约，而取决于外省商人收购的多寡，这充分说明了这一带大米生产商品化的程度很高。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自耕农民的余粮，完全不能满足这样大的市场需要量，脱离了经营地主专门进行米谷商品生产，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黑入丽薛干镜米谷的商品生产，为其他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