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即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全球变暖会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胁人类的生存。
现如今，全球变暖趋势已十分明显，若在十年前提起这个话题，人们或许还会质疑，但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却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前人们过夏只需一台风扇，可如今，却必须有空调助阵才能安然避暑，人类面对的“温室效应”已空前严重。但是，若从历史角度横向比较，如今的夏天却并不是史上最热的夏天。那是乾隆八年的夏季，仅京城一地就有一万余人因酷暑而死。众所周知，当时并未出现摄氏度之类的计量符号，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记录那个最热的夏季的？相关史籍资料又讲了些什么？
摄氏度这一温度概念，出现的历史不过百余年左右，所以，我们很难用当今的温度计量标准去推算古代的夏季温度。从现代气象学角度来说，温度不低于35摄氏度便是高温，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则被人们称作“热浪”，这种现象在古时也被称作“热灾”。古时人们描述炎夏最多的词汇便是“七月流火”，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诗经》，古时这一表述指代天文现象，如今，大多数人则将其通俗理解为“暑热”。
“七月流火”是周历中的概念，周历与夏历不同，周历中的第一个月是夏历中的十一月，即：其刚好比夏历提前两月，所以，古人所说的“七月”实际上是指夏季的六、七月。《诗经》中写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可见，西周时期的夏季虽然温度很高，但不过两月便需添上秋衣，换季温差极大。《诗经》虽编排于周代，但是，其中大部分诗歌的创作时间却可推至殷商。
而从殷商至春秋，西周只经历过一小段寒冷期，那时候的夏季温度约比如今高两度。据中国气象资料记载，热灾在历史上出现的比例并不高，其与霜降共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从隋唐至北宋初年，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比较多。根据《旧唐书》记载，公元年，夏季大旱，百姓种植的小麦都枯死了。公元年，后梁出现了“亢日”现象，即：如今人们所说的“毒太阳”。
两宋期间出现较多的则是三伏酷暑，如宋诗《伏天作二首》中就写道“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可见，当时的夏季是极为闷热难耐的。再如陈造在其《立秋日》中提到的“酷暑如酷吏”，也间接说明了当时夏季的异常高温。嘉定八年，南宋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热灾”，波及范围极广，今江苏、湖南以及安徽等地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恰巧又出现了大旱，各地粮食歉收，民不聊生，《宋史》中提到的“五月大燠”便是指这次“热灾”。”“燠”意为温暖，而史籍之所以称之为“大燠”，也是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热了。因为旱灾波及范围甚广，南宋水价一路高涨。据《宋史》载录：当时买一杯水需要数十钱约为人民币十几块，放到现在也是妥妥的奢侈品。水贵如油，贫苦老百姓自然没钱买水，所以，当时南宋渴死者众多。
公元年，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这次“热灾”几乎波及半个中国，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高温异常，道路行人多有热毙者。据《天津县志》记载：那年“五月苦热……桅顶流金”，厚重的墙壁也变得炙热，百姓多饥渴而死。《青城县志》也对此事做了记载：“大旱千里……器具俱热……路人多热死。”
可见，当时华北地区几乎全都遭受了“酷暑”的炙烤，《续东华录》更用了“威暑”二字形容当时的高温天气。
那年夏天，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宋君荣刚好在北京。对于中国发生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热灾”，他可谓深有体会。宋君荣在其传往巴黎的书信中写道：“就连住在北京几十年的老人都未曾见过年这样的酷暑，因为异常高温，民间暴毙的穷人和肥胖者甚多。”
根据清廷的官方统计数据，仅年的7月，北京近郊一带便有一万多人死于炎热。当然若加上中国其他地区，实际热毙者可能更多。接连的死伤事件一度引发了社会恐慌，因为，形式危急，乾隆皇帝不得不命官员在街头发放药物，以减少因酷暑而死的百姓。
根据我国气候研究专家的换算分析，乾隆八年七月的日均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这其中，7月25日的气温最高，竟达到了44.4摄氏度，这一温度至今依旧稳坐极端高温记录榜榜首。即使是年华北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也仅有42.6摄氏度，依旧低于乾隆八年的高温天气。
另外，身为当朝天子的乾隆深处冷宫也热到不行，结果他还因太闷热而作了一首名叫《热》的诗：
已识山中早晚凉，今朝况复立秋当。如何午热为孤注，疑是金官让末光。桐叶庭边想影落，草虫砌下觉声杨。农占晴雨纷如讼，历验原来亦鲜偿。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