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梁到后汉，四个王朝的寿命，一个比一个短。后梁17年（不包括朱温称帝以前的时期），后唐14年，后晋只有11年，后汉更是仅3年。
01、内外交困、生民流离的石晋王朝
后梁代唐，除向来敌对的藩镇外，一般都奉梁朝正朔。后唐灭梁，南方各国一时大起恐慌。这种威风，石敬瑭是一点都没有的。反之，南唐倒有人唱起“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的高调——之所以说它是高调，因为以南唐的实力，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高调，不失为后晋对南方毫无威慑作用的证据。
后梁在历史上有赋税较轻的名声。后唐在明宗时也出现过生民稍得粗安的时候。后晋却没有这类记录。史书上虽有桑维翰执政时“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记载，然而并没有具体内容。
桑维翰本人，以宰相兼枢密使，权势极盛，每年所收四方贿赂，都至巨万。晋亡之时，他被将领张彦泽所杀，资产的引诱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倒是极具体的。
后晋君臣贪贿赂和穷极奢侈的情况，极其普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第46卷记了一个廉吏郭延鲁后，感慨万分地说：
“自（后唐）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资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那么做百姓的如何受得了呢）！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
由此可见，后晋皇帝是地位最高的赃官，以下逐级是大大小小的赃官，极少例外。子孙献产得官的可以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例。他死后，儿子房彦儒献钱3万缗、绢布3万匹、黄金百两、银两、茶斤、丝10万两，得到沂州刺史。
不仅如此，部下将吏分得遗赠的，都成富家。房彦儒也决不会把全部家产分光献光。由此可见，房知温在青州搜刮之甚，实在惊人。
石敬瑭“接班人”，出帝石重贵“驾临”景延广家。景延广所献器服、鞍马、茶床、椅榻都用金银装饰，另外又献帛匹以及犀玉、金带等物。从官也分别收到厚礼。皇帝对延广的母亲、妻子以至属吏也有赏赐。
君臣穷奢极欲至此，而当时天下正闹着旱灾、蝗灾，每年都有10多万人饿死。贫富苦乐的对比强烈极了。
这个王朝的处境也很不妙。外有契丹无厌的需索，内有藩镇的叛乱，始终少见安宁的日子。
后晋藩镇主帅，在后唐时都与石敬瑭地位相同，石敬瑭做皇帝走的又不是正路，好些人心都不服。
石敬瑭很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他力求用姑息的办法，消弥隐患，往往有罪不问不办。对于服从他的人，更是优礼有加。
平卢节度使王建立入朝，石敬瑭慰劳他道：“三十年前的老朋友，不必跪拜了。”
这是一个不至于再生异心的老头子，石敬瑭对他特别客气，当然也有做给别人看的意思。
然而要反的总是要反的，石敬瑭在位7年，造反的节度使竟有6人之多。
他即位之初的天福二年()，形势最是险恶。天雄（魏州）范延光、义成（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相继叛变，这两个都是上年奉后唐废帝李从珂之命讨石不出力的人。
范延光做过一个梦，一条蛇从肚脐眼钻进腹中。术士张生说：“蛇者龙也，这是帝王之兆。”范延光因此早有称孤道寡的妄想。他的部队上年不战而退，兵力完整，他自以为很有争位的实力。
叛变发生后，洛阳巡检使张从宾起而响应，占领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洛阳。
石敬瑭两面受敌，以为大梁难保，想逃回太原。幸得桑维翰苦谏，才没有成行，否则后晋政权很可能立即垮台。
接着，符彦饶继而发难。滑州离大梁不过里，可以说是变生肘腋。这支军队的官兵家属都在大梁，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参加叛乱，他们反戈一击，擒获符彦饶，解到大梁斩首。
石敬瑭派杨光远攻魏州，对付范延光；杜威对付西面的张从宾。杜威一战成功。魏州孤立，范延光才知道皇帝做不成功，但是据城死守，力量还是够的。
杨光远围魏州1年有余，仍旧打不下来，最后石敬瑭表示，只要范延光投降，交出军队，便不治罪。范延光相信石敬瑭的允诺，才开城投降。石敬瑭也遵守诺言，赐以铁券，调离魏州，便算了事。
但范延光后来还是不得善终，杨光远贪他的资产，擅自把他杀死。石敬瑭知道了，也没有追究。
安重荣举兵造反，比安从进稍晚，但是在举兵以前，已经和朝廷争吵了好几个月。镇州在今河北正定，割燕以后，地近边境。他杀了路过镇州的契丹使臣，打出反对臣事契丹的旗号，坻斥石敬瑭低头服小，竭中原之力以奉契丹的罪，并声称已经集中军队，准备和契丹决战。
石敬瑭怕他惹出大事，调兵遣将，进行防范，又派人向契丹进行解释，说是“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
安重荣以反契丹为名，实际上还是想靠兵强马壮抢个皇帝做做。他得到安从进起兵的消息后，就纠集几万饥民，发兵南下。
石敬瑭用杜威领兵，抵御安重荣。杜威是个庸人，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之战，最后靠安重荣部将阵前来降的有利因素，才大破镇州兵。
安重荣兵溃，逃还镇州。天福七年()正月，杜威又靠镇州牙将投降，才进入镇州，杀死安重荣。
然后杜威杀了降将，只说是自己领兵力战破城；进城的时候，屠杀被安重荣驱迫上城防守的民夫两万人；最后把安家私产和府库所藏，全部据为己有。
石敬瑭完全了解真相，却置之不问。
石敬瑭死于天福七年()六月，年51岁。
石晋的政治只有一点胜于后梁、后唐，即宰相稍有实权。朱温把唐朝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改用士人任职，并改名叫崇政使，把宰相的权力架空。后唐恢复枢密使原名，制度不变。
石敬瑭起初沿而不变，后来改为不设枢密使，把政事交还宰相。这个措施还是可取的。出帝石重贵时，再设枢密使。以后因军事紧张，又增设枢密使。这就开了宋朝宰相主政、枢密主兵的先河了。
02、契丹军南下的失败
石敬瑭对契丹主低头服小的政策，很不得人心，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所以石敬瑭一死，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宰相冯道和将领景延广因石敬瑭的儿子年龄太小，拥他的侄儿石重贵做了皇帝，即后晋出帝。石重贵任命景延广做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集将相于一身。
景延广不赞成过分屈从契丹，他劝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表示只有亲属关系，没有君臣关系，不再纳贡。出帝听了他的话。这一下惹恼了耶律德光。
有一个乔荣，是赵延寿的部将，做了契丹的回图使（商务代表），常到东京贸易。景延广没收了他的货物，叫他回去传话：“先帝是北朝所立，所以称臣奉表。现在的皇帝是中原人自己立的，称孙尽已足够。如果北朝发怒来战，孙儿有十万口横磨剑，足以相待。将来被孙儿打败，为天下人耻笑，切勿后悔！”
这一席话，当年桑维翰等人都以为惹了大祸，旧史家的议论也以为后晋并没有应敌的力量，横挑强敌，自取其祸。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公允？我们应该根据耶律德光三进中原的事实来作出判断。
第一次在出帝开运元年()。
开运元年()正月，耶律德光亲自率兵攻贝州（今清河县西北）。当年坚守云州的吴峦调来贝州不久，他是一介书生，没有亲信的精兵猛将，哪里守得住，城池失陷后，投井自尽。
三月，契丹军进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北。出帝石重贵带着御营使景延广等出兵迎敌。耶律德光见晋军阵容严整，便吃了一惊，对手下人说：“杨光远说晋兵已经饿死了一半，怎么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契丹铁骑先向晋军两翼冲突，晋军纥然不动，万弩齐发，打退了契丹敌兵。契丹军又集中力量，猛攻晋军右翼，也冲突不动。
两军苦战到夜，伤亡都重，契丹终于撤走，在离城30里外安营。
耶律德光讨不到便宜，契丹将麻答率另一支兵从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渡河，进攻郓州。杨光远率青州兵西进，企图与契丹军会合。
二月中，晋将李守贞等救马家口，击败已经渡河的契丹军。在西岸的麻答主力只得放弃东进的企图。杨光远由此孤立，得不到援助。
耶律德光听得麻答也打了败仗，便暗暗传下号令，弃了营帐，悄悄地撤走了。
第二次进攻发生于同年的冬天。
耶律德光以赵延寿为前锋，深入河北。开运二年()初，河北发生了几次战斗，互有胜败。
三月中，后晋知道耶律德光的主力已经撤走，转而采取攻势。都招讨使杜威攻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
耶律德光听到晋军北进的消息，率8万余骑从古北口南下，寻求决战。杜威本无将才，连忙放弃泰州，逐步撤退，走到阳城（今保定西南）的白团卫村，被契丹军追上团团围住。
晋军安下营寨，插好鹿角（一种路障），准备扼守。当天晚上，东北风大起，黎明时分，风势更甚，耶律德光命骑兵下马，拔掉鹿角，手执短兵，冲杀进去，又命顺风放火，以壮声势。他号令道：“晋军只有此数，消灭了这支人马，便可以直取大梁！”
晋兵见情势危急，都愤怒叫喊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出令反攻，让弟兄们白白牺牲！”众将也都摩拳擦掌，要求出战。杜威只是不死不活地说：“等风小一些，再慢慢地看吧！”
大将李守贞说：“敌众我寡，风沙之内，分不清多少，只要力战，便能取胜，若等风停，全军必定覆没。”
另一员大将药元福说：“敌兵欺我逆风，正好出其不意，来一个迎头痛击。”
于是晋军诸将，不待主帅发令，出营反击。符彦卿、药元福等率骑兵在前，李守贞等率步兵在后，大举进攻，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其时天色昏暗，宛如黑夜，契丹军措手不及，纷纷败退。最精锐的号为“铁鹞”的骑兵下了马在拔鹿角，被晋军一冲，连马也来不及骑，丢掉了马匹、铠甲、兵器便逃。
这一仗，契丹军兵败如山倒，耶律德光原来坐一辆大车，速度很慢，逃了10多里路，见追兵已近，丢掉大车，骑上一匹骆驼，急急忙忙地逃回幽州。
杜威偶然打了个大胜仗，事后还有余惊。众将主张乘胜追击，他却说：“遇贼被劫，幸而没有送掉性命，何必赶上去讨还衣包惹贼人发怒呢？”
当然，按照当时形势，晋军要扩大战果，也有困难。李守贞就说：“人马渴了两天，现在喝多了水，脚重无力，难以追击。”然而，从杜威来说，他的主要问题是畏敌避战。
开运三年()，耶律德光让赵延寿向后晋传出消息，诈说有南归之意。朝廷派人秘密联系，赵延寿写信，请发大军接应。朝臣多信以为真。
契丹还怕一个诱饵不够，又使瀛州刺史刘延祚也诈称愿意内附，说城中契丹不满，容易袭取。
出帝石重贵和执政决定派大军接赵、刘南归，依旧用妹夫杜威（即杜重威，为避石重贵的讳，改名杜威）为主将。
十一月，杜威到达濠州，只见城门大开，不见半个人影。杜威心虚，不敢进城。他派人侦察，知道守将早已率军离城，便派一支骑兵去追，一战大败。
杜威知道中计，连忙撤退。耶律德光见晋军锐气已挫，便引大军南下，与杜威统率的晋军，在恒州附近相持，用少数部队袭击晋军后方。
晋军惊慌，被掳逃回营里的都说契丹军兵力强大可怕。于是杜威不敢决战，倒是想学石敬瑭做皇帝，私通契丹。十二月，耶律德光骗他灭晋之后，立为中原之主。
杜威得到了一句空话，信以为真，逼众将在降表上签名，然后传下命令。叫全军出营列队。
军士当是出战，都很高兴，不料杜威下令解除武装，投降敌人。军士失望，悲痛号哭，震动原野。
这一番哭声，和阳城白团卫村的喊杀之声，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次年()二月，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表示自己正式成为中原的皇帝，宣布以大辽为国号，把会同十年改为大同元年。后晋大臣和各地军政长官，大部分都顺从了。
杜威和赵延寿两个想当“儿皇帝”的，灰心失望，自然不消说得。
耶律德光的江山看来很稳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他很容易地从后晋的统治者的手里取得了中原地区，也很容易地被中原的人民群众轰得仓皇北走。
晋朝全军投降之初，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就提出一条建议：“得了天下，中原将相应用中原人，不可用北方各族人，如政令失当，人心不服，已经得到的天下，仍有丧失的危险。”
耶律德光尽管重视张砺的才能，此刻却听不进他的忠告。他在东京对晋朝降官说：“中原的事情，我统统知道；我国的事情，你们就不懂了。”
中原人民无法忍受契丹的掠夺和残酷的统治，纷纷举起义旗，武装自卫，少则数百人，多的数万人，攻破州县，杀掉契丹派的官吏。
义兵首领梁晖率数百人，夜袭相州（今河南安阳），杀契丹兵数百人，占领城池。
陕州军官王晏、赵晖、侯章等杀掉契丹派的节度副使刘愿和契丹监军，打败契丹军的反扑。
澶州义兵首领王琼率众于余人，攻占在黄河南岸的南城，把节度使契丹人耶律郎五围在北城之中。后来契丹大举增援，王琼才战败牺牲。
宋州（今河南商丘）、亳州（今安徽亳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城都被义兵打开。许多州城受到围攻。
淮北一带的义兵首领多向南唐要求援助，可是南唐正在攻打福建，顾不了中原的事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辽太宗耶律德光见义兵四起，无法镇压，才恨恨地道：“想不到中原百姓这样难弄！”
一直想当“儿皇帝”的赵延寿的结局，笔者想在这里交代一下。赵延寿见耶律德光走了，便趁机打着耶律德光的旗号，引兵进入恒州，自任权知南朝军国事。这个官职是契丹临时的最高统帅，他想以此为基础，收拾好局面，然后奏请契丹皇帝，封他为中原新一任的皇帝。
然而，耶律德光死后，契丹新首领辽世宗耶律阮不认可他，派兵将他抓获，押赴辽国。第二年，赵延寿即在辽国病死。这个皇帝迷终于没有得到好下场。
03、刘知远的后汉政权
辽兵撤走后，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虚取了中原。这个刘知远便是后汉高祖，他的祖上也是沙陀部人。
刘知远本来是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当年曾经积极支持石敬瑭起兵反唐。石敬瑭做了皇帝，用他做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统率禁军。后来一度出镇魏州。天福六年()，拜河东节度使，把根本重地付托给他。
石敬瑭对刘知远，可以说是一直倚重的。但刘知远却有自己的算计，他以防御契丹为名，招募兵员，扩充实力，实则坐观成败，从来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战斗。
辽太宗攻占汴梁后，刘知远先上表庆贺，装作服从的样子，以便窥探风色；继而断定契丹必退，在二月中即位称帝，沿用石敬瑭在世时的年号，叫做天福十二年。
辽军撤走后，刘知远不费半点气力，于六月中进入大梁，才把国号改为汉。到第二年()正月，才改为乾祐元年。
刘知远一向与杜威不睦，刘知远做了皇帝，杜威自然很害怕。天雄军是战略要地，刘知远也不肯让杜威继续据有这地方，所以他对别的藩镇一概不动，只把杜威调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
杜威不肯接受，便求留守恒州的契丹重臣麻答发兵援助。麻答派将领杨衮带名契丹兵和幽州兵去魏州，恒州城里只剩下名契丹兵。晋兵恨麻答残暴，久想反抗，此刻见他兵少，便于闰七月底，以打佛寺钟为号，发动起义。居民也纷纷参加。当天，由于没有人统一指挥，状态混乱，起义军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次日（八月初一），麻答组织反扑，杀死汉民0余人。前磁州刺史李毂见形势危急，请原后晋宰相李崧、冯道、和凝到战地鼓励士卒。
这一招果然有效，起义军士气大振，愈战愈勇。这时，几千农民得讯赶来，要抢契丹兵财物。麻答不敢恋战，逃往定州。后来又被定州土豪武装赶跑。
杨衮还没有到达魏州，得到麻答逃走消息，便带本部契丹兵还国去了，只有0幽州兵赶到魏州，帮助杜威守城。
冯道等不久还到大梁，仍在朝中为官。
刘知远围攻魏州，答应杜威，如肯投降，可以不死。十一月，魏州粮尽，杜威被迫出降。刘知远封他为楚国公，任太傅兼中书令。大梁人民恨他入骨，见他出门，往往投掷瓦砾，破口痛骂。
刘知远改元乾祐后，不满一个月便死了，年54岁。他临死嘱咐：“对杜威要多加防范。”宰相苏逢吉等立刻把杜威及其3个儿子都杀了。这大快人心。市人扑向示众的尸体，都想去咬一口。怨恨之深，可以想见。
乾祐元年()仍是多事之秋。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永兴（今西安）赵思绾、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李守贞几乎同时举兵反汉。
其中，李守贞是后晋旧将，势力最强；
赵思绾是赵延寿旧部，奉调进京，路经永兴，发动兵变；
王景崇本是刘知远亲信，因朝廷听信谗言而图谋割据。
后汉出兵讨伐，到乾祐二年()十二月，王景崇自杀，凤翔投降，才完全解决。
三叛都没有成事的可能。李守贞、赵思绾的死更是自取之咎。但是河中和关中都是没有受契丹军南下影响的地方，这次人民深受其苦。河中被围一年，居民饿死了一大半。长安缺粮，赵思绾把妇女、儿童当军粮，犒军一次，总要杀好几百人。
后汉对百姓的榨取更是不留余地。三司使王章供应军费从无缺乏，老百姓却被他害苦了。旧时每石粮附加两升“鼠雀耗”，他改为“省耗＂，加到两斗，即加了10倍。人民触犯了盐、酒、矾专卖禁令，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史弘肇兼归德节度使，他的亲信杨乙每月收“公利"1万缗给弘肇，士民痛苦，却无处可诉。苏逢吉不仅卖官鬻爵，甚至于妻子去世时，迫使百官和地方献绫绢做丧服，敲了一大笔竹杠。下面自然不会“乐捐”，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后汉时，后晋大臣冯道、李崧、和凝等都不受重用，只做些太师、太傅等冷官，当权的都是河东的旧人。
宰相苏逢吉早年不过是刘知远的侍从。他的父亲苏悦是刘知远手下的一名从事，见儿子逢吉能够替自己代笔起草文件，便把他推荐给刘知远。刘知远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用为节度判官，经常让他侍从左右。
刘知远这人不大好说话，手下人怕碰钉子，文书虽多，也不大敢禀报。苏逢吉便把文书藏在身边，鉴貌辨色，等刘知远高兴时送上去，常能得到批准。
有一次，刘知远因逢诞辰，派他清理狱囚，目的是放掉一批人，号称“静狱＂。他到了狱中，不问案情轻重，把囚徒杀光，回报＂狱静＂。刘知远不知道实际情况，还以为他办理得很妥善。
后汉建国，用这样一个人做宰相，怎么办得好事。宰相有两项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学问，二是器量。苏逢吉两者俱缺，自然是个不合格的宰相。
刘知远进大梁时，后晋宰相都从辽军北去，刘知远把李崧的住宅给了苏逢吉。李崧另有田地房屋在洛阳，苏逢吉也都占为已有。
李崧还大梁后，官授太子太傅，对后汉权贵，谦虚谨慎，一个也不敢得罪。不过他做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把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以为他暗示要讨还产业，很是恼火。李家的子弟又常有怨言。苏逢吉便使人诬告李崧和子弟们准备在刘知远下葬时谋反。李氏全族，除个别在外地的漏网外，全部都遭惨杀。
后汉的新贵也互相忌恨。苏逢吉和主管宿卫的大将史弘肇、枢密使杨邠势同水火，是冤家对头。史弘肇当兵出身，勇敢坚毅，杨邠和三司使王章都是魏州小吏出身，杨邠还做过专门盘剥百姓的后唐租庸使孔谦的属员。两个人都有点才干，可是不知大体。
史、杨、王三人有个共同点：不欢喜文官。史弘肇以为文人看不起他，成见很深。杨邠认为除兵、财以外，都是虚文。王章嫌文士不会算账，以为对国家起不了什么作用。
苏、杨、史三人同时当权，苏总算是个文士，杨、史和他互相排挤。史和王也有矛盾。有一次，史弘肇在宴会中大声说：“安朝廷，定祸乱，全靠长枪大剑，毛锥子有什么用处！”“毛锥子”是笔的别名，三司使也必须用笔，这句话的打击面实在太广，王章便冷冷地回他一句：“没有毛锥子，军费从何而来？”史弘肇无话可答，心中自然不快。
杨、史、王三人，特别是杨、史两人过于专横暴虐，后汉隐帝刘承祐和他的左右也觉得有了这几个人，自己便不能畅所欲为。苏逢吉一有机会便在隐帝面前攻击史弘肇。
乾拓三年()末，隐帝在殿上埋伏甲士，杀了史、杨、王三人，接着又屠杀他们的亲戚党羽。
然而，隐帝把“党羽＂的范围定得太宽，大将郭威很难说和史弘肇有什么特殊关系，也列在“党羽”之内；又不顾他领兵在外，把他在大梁的家属全部杀死，并发密诏使他的部将杀主帅。
密诏事泄，于是郭威统兵回京，夺取了政权。隐帝被乱兵所杀，苏逢吉也被迫自杀。
次年正月，郭威宣布建立周朝（后周）。从这时候开始，中原的混乱局面才出现了结束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