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与运河文化
《金瓶梅》的内容从《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生发而来，其故事发生地本来在阳谷县，但《金瓶梅》却将故事发生地移到了清河县。
小说表面上写宋朝时事，实际上描写的是明中叶的社会现实。
清河县在明代与东平府并不相属，但小说又让清河县隶属于东平府，并将临清放在一条线上。
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故事尽量靠近运河，因为故事只有在运河一带展开，才能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便于展现当地的社会风貌，也更符合刻画人物的需要。
小说中的西门庆是一个亦官亦商之人，他应当生活在一个商业气息相对浓厚的环境之中，靠近运河便是最好的选择。
小说第六十九回文嫂对林太太说道：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1]
《金瓶梅》年版
以店铺形式进行商业活动，是运河岸边临清商界的一大特色。
《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七六对当时的临清商铺有粗略的统计，其中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
所经营的货物，除棉花外，多贩自外地。
第六十回便有西门庆店铺开张的描写:
“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两。西门庆这里写书，差荣海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礼物谢主事……家中收拾铺面完备，又择九月初四日开张，就是那日卸货,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
……甘伙计与韩伙计都在柜上发卖，一个看银子，一个讲说价钱。崔本专管收生活。……那日新开张，伙计攒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
西门庆到南方采办货物，都是沿运河船运。
第六十七回写西门庆吩咐韩道国与来保拿四千两银子去松江贩布，给崔本两千两银子去湖州买绸子，“过年赶头水船来”。
第八十一回接着写韩道国与来保拿着西门庆的四千两银子到了扬州，“且不置货，成日寻花问柳，饮酒宿妇”。
直到初冬天气方才往各处购买布匹，然后打包上船,沿运河来到临清闸上。
由于当时河南、山东大旱,不收棉花，布价昂贵，每匹布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
韩道国见有利可图，便自作主张先卖了一千两布货。
临清钞关是明代七大钞关之一，据《大明会典》卷三五记载，万历初年，临清钞关收税八万余两，名列各钞关之首。
小说第五十八回写道: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直抵临清钞关,但因缺少税钞银两,不能装载进城。
西门庆于是给钞关上的钱老爷写了一封信,又送了五十两银子,结果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
那位钱老爷“也没差巡栏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非常高兴，说道:“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份礼谢他。”
从此以后，临清钞关的钱老爷成了西门庆的好友。第七十七回写崔本购置了二千两银子的湖州绸缎货物,来到临清码头，西门庆又写信给钱老爷，烦他青目。
第八十一回，虽然西门庆已死，但其伙计不知，还希望西门庆给钱老爷写信，以便少纳税钱。
除了西门庆之外，小说还写到了南方商人在运河一带的的经商活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三十三回中的湖州客人何官儿，他有五百两丝线因故急着脱手。
西门庆用四百五十两银子买了下来，在狮子街的空房里开了个绒线铺。明代中后期南方商人到临清经商者非常之多，这是因为当时的临清是最为活跃的商贸基地。
谢肇浙(—)26岁中进士后，先后作过湖州推官、东昌知府，他对临清商人的情况比较熟悉。
在其《五杂组》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话:“州县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2]
然后举临清为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可见当时的临清聚集了大量的南方商人。
根据这些描写，可以说《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对运河临清一带非常熟悉,这也是考定作者或写定者的一条重要线索。
《五杂俎》书影
二、《金瓶梅》与饮食文化
《金瓶梅》中有关饮食的描写触目皆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运河一带的饮食习俗。
首先，《金瓶梅》中的饮食体现着南北交融的特点，尽管故事发生在北方，但南方食品却常常出现。
菜蔬类如酸笋、鱼酢、糟鱼、醉蟹、鲥鱼等等,尤其是鲥鱼，第五十二回写黄四给西门庆送礼,其中有“四尾冰湃的大鲥鱼”。
西门庆不知道它的珍贵,应伯爵说道:
“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
应伯爵并非夸张，因为鲥鱼产于春夏之交的南方各大江河，所以必须冰藏冷运,耗费巨大。除朝廷之外,北方一般人很难吃到新鲜鲥鱼。
当时的临清码头是贡船的换冰之地，因而才有可能品尝到这一美味。至于鲥鱼的烹制方法，南北方亦有所不同。
南方以清蒸为主，北方则以油煎为主。所以同一回写西门庆家的厨师做了“两盘新煎鲜鲥鱼”。
《金瓶梅》中菜点的原料和制作技法也体现着运河文化的特点，从原料来看，既有北方较普遍的荤素原料，又有南方地区的特色原料。
但仔细鉴别就会发现，鲜活及无法远途运输的都产于北方，而南方的原料大部分是可以贮藏的或制成品。
如鸡、鸭、鹅、猪、牛、羊等肉食品,豆芽、芹菜、鲜藕、山药等蔬菜,石榴、雪梨、葡萄等水果，皆北方所产,在小说中出现时都是鲜活的。
而糟鲥鱼、糟笋、酸笋、橘酱等都是用南方所产原料加工而成。制作技法也南北兼有而以北方为主，据李晓东、赵建民《金瓶梅〉菜点烹饪之特色》[3]统计,小说中出现的烹饪方法有40余种之多,
其中属于鲁菜特点的约占60%,如煎、炒、拌、爆、氽、炸、白煮、烹、熘等。具有苏菜烹饪方法特点的约占40%，如水晶、蒸糟、烧、腊、炖、鯡、腌、酿、扒、白切、火熏等。
第二十三回写宋蕙莲红烧猪头肉是典型的北方做法：
“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禾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的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将大冰盘盛了，连姜蒜碟儿,用方盒拿到前边李瓶儿房里。”
红烧猪头肉沾着姜蒜食用也是北方才有的吃法。
同时，由于故事发生地在运河临清一带,北方的面食和南方的点心经常同时出现。
北方的面食如炊饼、卷饼、白面蒸饼、玉米面鹅油蒸饼、烧饼、烙饼、温面等是主食。
南方运河一带的许多菜点也不可缺少，如白糖万寿糕、雪花糕、定胜糕、玫瑰花饼、玫瑰元宵等点心，就是流传至今的苏州名点，大饭烧卖是准扬名点。
还有丰富的粥类，如软糯粳米粥、梅桂白糖粥、梗栗米粥等也是江南的食物。
《金瓶梅》中写到的各类酒品有31种之多[4],这形形色色的酒品也体现着南北交汇的特点。
其中产于北方的酒如火酒、白酒、竹叶青酒、羊羔酒、黄米酒、窝儿酒、鲁酒、葡萄酒等等；
产于南方的如金华酒、坛酒、河清酒、荷花酒、麻姑酒等等;还有南北兼产的如雄黄酒、菊花酒、黄酒、豆酒、老酒、头脑酒、艾酒等等。
总之，京杭大运河为南北两大风味的饮食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只有运河中段一带才有可能出现这种饮食文化南北交汇的景象。
《金瓶梅菜传说》
三、《金瓶梅》与民间信仰
巫术之外,还有祭祀、婚丧嫁娶等种种信仰风俗描写,《金瓶梅》可称得上是一部民间信仰的百科，《金瓶梅》中有许多民间信仰描写,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巩聿信在《论金瓶梅中的数术文化描写》[5]一文中对《金瓶梅》中的占卜术和方术曾作了一个统计，
其中占卜术包括相面术三处、算命术五处、龟卜术二处、相思卦一处、祭本命星坛一处、演禽星一处、圆梦一处、看风水多处、查历忌多处、谶语多处。方术包括丽发术、回背术、求子术、收惊、烧纸献神、天心五雷等等。
大量的民间信仰描写与明代中叶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密切相关，与运河一带的民间习俗相关。
因为这些信仰活动都发生在市民百姓的个人日常生活中，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命运吉凶。
如关于西门庆的命运,先是由吴神仙为其推八字，得出结论:“一生多得妻财,不少纱帽戴。临死有二子送老。”
接着又为其相面，认为他“头圆项短,定为享福之人；体健筋强，决是英豪之辈；天庭高耸，一生衣禄无亏；地阁方圆，晚岁荣华定取”。
既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日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
这实际上是借助占卜对人物的命运提前作了暗示。
到第七十九回吴神仙再为西门庆推流年吉凶:“白虎当头，丧门坐命，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这就意味着西门庆已经在劫难逃。
吴月娘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对天发愿，如果丈夫病情好转，“要往泰安州顶上与娘娘进香挂袍三年”。
西门庆虽然死去,但已许之愿还要兑现。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由吴大舅陪同，长途跋涉前往泰山朝拜碧霞宫的泰山娘娘，烧香还愿。泰山娘娘又称“碧霞元君”，传说为东岳大帝之女，自明代开始，民间对泰山娘娘的信仰大盛，山东尤甚。
成化年间(-)拓建碧霞元君祠为碧霞宫,小说中写“娘娘金殿上朱红牌匾，金书‘碧霞宫三字”,显然是成化年间之后的事。
月娘之所以选定泰山娘娘还愿,有其用意。民间认为泰山娘娘是送子、保护儿童之神,《历代神仙通鉴》卷一五便称泰山娘娘为“卫房圣姥”。
《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也提到了“监生卫房圣母元君”。
月娘先是希望生个儿子，有了孝哥后,又希望儿子能够平平安安，所以她才会去虔诚地朝拜泰山娘娘。
然而事与愿违,正是这次泰山之行,将儿子送入了佛门。
《历代神仙通鉴》
四、《金瓶梅》方言之争
关于《金瓶梅》所使用的方言是研究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最早提及这一问题的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缺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由一位陋儒补写，不仅“肤浅鄙俚，时作吴语”，而且“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6]
他虽然没有正面说除了这五回之外所用的方言，但言外之意显然是说全书用的不是“吴语”。
后来张竹坡在第六十七回评点中首次提到了“山东声口”。
这处原文是:“西门庆道：‘老先儿倒猜得着,他娘子镇日着皮子缠着哩。’”
张竹坡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山东声口”?
有的研究者认为张竹坡是彭城(今徐州)人，兰陵笑笑生视徐州为鲁地，张竹坡也将笑笑生视为同乡,所以说是‘山东声口”。但若认真思考，恐怕问题不在于此。
西门庆在小说中是清河县人,理应使用山东方言,这句话中的“镇日”、“着皮子缠着”便是地道的山东方言，与张竹坡生活的徐州一带方言有所不同,所以张竹坡在评点中才会特别指出是“山东声口”。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金瓶梅》使用的方言是山东方言。
年在《金瓶梅词话》尚未发现之前，曾任南方大学教授的张焘在《古今小说评林》中就曾说道:“《金瓶梅》虽是白话体，但其中十九是明朝山东人俗话。”“统观《金瓶梅》全部……至其措辞，则全是山东土话”。
《古今小说评林》
当《金瓶梅词话》发现之后，先是郑振铎先生于年在《谈金瓶梅词话》[7]一文中说，“书中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
紧接着吴先生、鲁迅先生以及胡适先生也都力主此说。
50年代之后，大多数研究者依然主张山东方言说，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说道:“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
有趣的是，即使那些表示不同意见的也首先肯定用的是山东话。
如年姚灵犀在《瓶外卮言》中说，小说讲述的是山东的事，当然应当用当地的土语。
由于京城是四方杂处之地，在京城做官的人都会说北方话，山东离京城非常之近,又是水陆必经之路，南方人擅长北方话的很多。
再者,《金瓶梅》中的方言,南方人也全懂，所以很难说作者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实际上姚灵犀并未否认《金瓶梅》的语言是山东话,只不过是说南方人也有可能是作者而已。
进入80年代后,开始出现了不同观点。
年朱星在《金瓶梅〉的词汇、语汇札记》中指出，《金瓶梅》基本上是用北方官话写的，因为故事发生在山东清河县，所以对话中有些山东方言，但不全是。
西门庆与官场人来往,对话用文言，只有家中妇女,尤其在骂人时,用些山东话,但也不是太多。
因此所谓山东方言一说太笼统,山东有一百多个县，方言很复杂，纯山东方言词汇并不多。
年黄霖先生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一文中也认为,《金瓶梅词话》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俚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吴越之语。
同年张惠英女士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认为，《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
后来又发表文章指出,在用具、饮食及一般用语中比较集中反映有杭州一带的方俗用语。
VOV的重叠式只有吴语中保存，因此作者应为南方人。
针对上述观点,许多研究者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
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认为《金瓶梅》用的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的方言即山东的标准语。
有的研究者将方言范围进一步缩小，比如张远芬先生认为运用了大量的山东峄县方言；张士魁先生认为有大量的徐州、枣庄间的方言，赵炯先生认为是兰陵一带的方言,许志强先生认为既有鲁南方言,也有淄川方言,张清吉先生认为用的是山东东南的诸城方言等等。
看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山东临清一带的方言说似乎显得更有说服力，这可以从以下语音、词汇及语法几个方面说明。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五、《金瓶梅》的语音系统
关于《金瓶梅》的语音问题，许多研究者都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是张鸿魁先生的《金瓶梅语音研究》一书成就更为突出。
该书语音特点分析一章详细归纳了《金瓶梅》中入声韵尾的消失、浊音声母的清化、入声字调的分派、儿音节和儿化前等等，最终得出了《金瓶梅》符合北方方言的结论。
由于张鸿魁先生的这部专著篇幅较长，这里不可能全部引用，因此仅以马静的《从方言背景看金瓶梅的作者》一文所引例子作些说明。
首先看一下入声字的归类。在北方方言中，古入声字分别归人阴、阳、上、去四声中，但各地出入较大。在胶辽官话中，全浊声母归阳平,次浊声母归去声，清声母归上声。
在冀鲁官话中，全浊声母归阳平，次浊声母归去声，清声母归阴平。在中原官话中，全浊声母归阳平,次浊声母和清声母全归阴平。显然，在三种北方官话中,全浊声母都归属阳平，没有什么不同。
次浊声母在胶辽官话和冀鲁官话中相同，都归属去声，而在中原官话中则归属阴平。
清声母在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中相同，都归属阴平，而在胶辽官话中则归属上声。
根据这一规律来分析《金瓶梅》中的入声字就可以发现,全浊声母字如学、鹤、席、伏、服全部都读阳平；次浊声母字如灭、肉、物、落等都读去声；清声母字如八、泼、忒、乙等都读阴平，只有一个“甲”字是例外，读上声。
由于次浊声母字读去声，这就排除了中原官话的可能。又由于清声母字大都读阴平，这就排除了胶辽官话的可能。
于是,最大的可能就是冀鲁官话，而这一官话所包括的地区是济南、临清一带。
再看z、c、s与zh、ch、sh即卷舌与不卷舌的读音。
在普通话中,声母为卷舌音zh、ch、sh的字,胶辽官话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一种是卷舌的，一种是舌叶音，但在《金瓶梅》中却是同音的。
如从=重，“从新又护起他家来了”。
咂=扎,“五娘使你门首看着栓疲箕的,说你会咂的好舌头”。搽=擦,“妇人用帕搽之”。
寺=事，“常言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
只=自，“人自知道一个兄弟做了都头,怎的养活了哥嫂”。
穿=撺，“白驹过隙，明撺梭”。
死=使，“海棠使气白赖又灌了半钟酒”。这也说明，《金瓶梅》的语音不是胶辽官话。
其它值得注意的语音现象还有不少，如呵=哈=喝,“吃了半个点心，呵了两口汤”；“几句话说的西门庆反呵呵笑了”；“自来也不曾呵俺们一呵”。
第一句中的“呵”应为“喝”,第二句中的“呵”应为“哈”,第三句中的“呵”才是“呵斥”的“呵”，但在小说中却可以通用。
再如造=做,“或吃酒吃饭，造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武二叫过买,造两份饭菜”。
“则”=“做”，“娘子没来由，嫁他则甚?”“题那淫妇儿则甚?”
对=得，“这妇人对了西门庆此话”，“对叫过画童儿送到他往韩道国家去”。
第一句中的“对了”是“得到”的意思，第二句中的“对”应是“得”，即“必须”的意思。
这些语音现象也可以说明《金瓶梅》中的语音更接近于冀鲁官话。
《金瓶梅语音研究》
六、《金瓶梅》的词汇系统
前面已经说到，《金瓶梅》的词汇系统非常庞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寻找。
从主观方面来说，作者可能是一位走南闯北、熟悉各地方言词汇的作家。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一位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除非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才有可能夹杂各种方言词汇。
不然的话,尽管他掌握了各地许多的方言词，也没有必要忽而北方,忽而南方。
从客观方面来说，这与小说作者或写定者生活的地域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来讲,只有交通便利之处，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词汇交融现象，而运河山东临清一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
明代临清一带的语言特点尤其是词汇特点正是南北方言、官话、俗语、行业语融会贯通的运河语言词汇特点。
元末明初之际的连年战争给临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洪武年间的几次移民及卫所制度,使当地居民的籍贯相当复杂。
明代永乐年间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物产交流，商贾旅客往来不绝，临清迅速成为运河中段重要城市。
当时临清的衙门既有中央派出机关如钞关、皇庄、卫所等，又有地方衙署如州署、学馆、递铺等,还有宦官设立的各种机构如砖场等。
而来自山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贾更是云集于此,还有运河上的船户、寺庙中的僧侣及茶楼酒肆中的卖艺者,这一切造成了临清居民成分的复杂,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当然也就会复杂起来。
马永胜、姚力芸在《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一文中曾经指出,《金瓶梅》中有雁北方言土语出现,并举了三个例子。
其中两个例子见于第三十二回：李桂姐说“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儿丁口心”，李桂姐说完，大家“都一起笑了”。
同一回应伯爵说“寒鸦儿过了,就是青刀马”，“众人都笑了”。大家“都一起笑了”，“众人都笑了”,说明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两句话的含义，但是今天许多地区的人却很难理解。
马、姚两位指出，讲雁北方言的人感到并不难理解，因为这是在雁北方言基础上用了藏头法和谐音法。
第一句话的含义是“笑死俺的”，第二句话的含义是“含咽过去，就是挺倒摸”,指的是两个调情动作。
第三个例子见于第七十六回，应伯爵骂李桂姐和郑爱月:“我把你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
马、姚两位认为，这是用拆字法、谐音法和藏头法凑成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是“奴才”的拆字,“鸦胡”是“夜壶”的谐音，“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藏头“石朵了”，谐音是“拾掇了”。
整句话的意思是“我把你这两个奴才夜壶拾掇了”。而这也只有用雁北方言才能解释通。
马、姚两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各地的方言会发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变化。
如明代永乐年间就曾从山西大量向外移民，这些移民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方言带向各地，最终与各地方言融合。
另一方面，方言土语在某一地区又有着特别旺盛的生命力，某一地区的方言土语，其他地区的人有可能听不懂。
这一分析非常中肯，但也正好说明，《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必定生活在一个各地方言融会贯通的地区，而临清正是这样的一个地区。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中指出，不仅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有吴语,其它各回中也有不少，如“物事”、“廼郎”等。
黄霖先生又进而补充了许多，如“小顽”、“家火”、“呆登登”、“馋痨痞”、“阴山背后”、“合穿扶”、“做夜作”等等。
有人还曾指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达达”一词并非纯山东话，吴语中也有。以上这些例词实际也正说明了《金瓶梅》词汇的兼容性，而这种兼容性只有交通比较发达、居民成分比较复杂的地区才可能具备。
《金瓶梅文化研究》
七、《金瓶梅》的语法系统
从语法系统来看《金瓶梅》作者或写定者的生活地域，也是研究者们运用的方法之一。
如张惠英女士年根据现有的北方方言资料中未见有“VOV”结构的报道，便认为北方话、闽语、粤语都没有这种“看他看”、“管他一管”的说法，南京、徐州等苏北地区也没有这个说法。
因此，这种重叠式大概来自江淮话或吴语，现在只有吴语还保存与此相近的形式。这就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很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
但这种观点很快便受到了质疑,年罗福腾先生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证明“VOV”结构存在于鲁中地区。
又与用山东方言写成的《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作了比较，得出结论说，自明清时代至今,山东方言一直存在“VOV”结构。
这就是说，这一词序结构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当然也不能推翻作者或写定者生活在山东的说法。
朱德熙先生年撰文讨论了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认为北方地区多使用“你去不去?”即“VP不VP?”结构。
南方方言多使用“你可去?”即“可VP?”结构。一种方言里一般只有其中的一种说法。
用这两种结构来验证《金瓶梅词话》中的情况，结果发现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中的反复问句只用“可VP”结构，而其它各回基本只用“VP不VP”结构。
这就是说，这五回文字系由南方人写成，除此之外系由北方人写成。
《金瓶梅词话》中还有许多语法现象，在山东话中经常出现。如“着”虽用来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但也可以用来结句：“我且不吃饭，见了娘，往屋里洗洗脸着。”意思是洗完脸再去见娘。
再如“来”可表示已经过去：“你那里吃饭来没有?”意思是你在那里吃过饭没有。
“来”还可以加强肯定语气或疑问语气：“我来叫画童来。”意思是我来不为其他事，只是为叫画童。
“你与他说些什么来?”意思是你都和他说了些什么。“来”还可以表示祈使语气：“咱到后边去来。”意思是请到后边去。
再如比较句式：“一天热起一天。”意思是一天比一天热。使动句用“乞”或“吃”：“早晚乞那厮暗算。”意思是被那厮暗算。
“淫妇出去吃人杀了，没的禁拿我出气。”意思是被人杀了。
而“使”则表示花费、使用、用：“后来怕使钱，只挨着。”意思是怕花费钱，不去看病，只是挨一天算一天。
“昨日在哪里使牛耕地来?”意思是在哪里用牛耕地来?当然，上述这些语法现象也可能出现在山东之外的某些地区,或其它地区的人们也能够明白。
这也正好说明《金瓶梅》中语言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金瓶梅语法研究》
总之，研究《金瓶梅》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地，需要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现象。
民俗与语言在各种因素中属于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就这两个因素来看，《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应在运河山东临清一带,其作者或写定者也必然与这一带有着种种关联。
本文作者王平教授
注:
[1]本文所引《金瓶梅》原文,均据齐鲁书社年版《金瓶梅》。
[2][明]谢肇浙:《五杂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
[3]见李志刚等编《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
年版。
[4]李万鹏:《金瓶梅词话〉酒品资料》,载李志刚等编《金瓶梅酒食文
化研究》,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年版。
[5]见王平等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年版。
[6]见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年版。
[7]本文所引论著出处,除注明者外，均见吴敢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
长编》,文汇出版社年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黄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