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钱子琴
（“七仙女”老照片，后排左一为作者）
严格的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合影。算一下时间，虽不是很遥远，但也有45年了。实为8个小姑娘参加的活动，遗憾的是合影只有7个小姑娘，后来，我们称之为“七仙女”。
那是年的初夏时节，县里组织学校文艺汇演，我们8个小姑娘因为去油坊大校区汇演节目（当时是由好几个公社组成的校区），后被县里选中，然后去现在的河北省清河县城再次汇演。演出结束，我们一块去一位本村在县城工作的小玲姐那里落脚卸妆。卸完妆，在她那里玩了一会儿，她说：“你们都长得这么精神，还穿了统一服装，留个合影多好！”
我们几个人高兴地当即决定去照相。小玲姐带我们一起去了照相馆，她还在那里安排我们高矮个的排列。我们一般大的年龄，身高差不多，在一块儿玩的时间也不短。实际是有八个人的，因为有人难得来一趟县城，那天名叫“新”的小姑娘，她的母亲让她演出结束后，去看望一下她的在养老院的老姥爷（“新”的老姥爷是烈属），所以那天合影少了她，实是一大遗憾。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我们被县里选上，去表演节目的情景。听到这个喜讯，几个人激动的好多天夜不能寐，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我们能去县城了——我们都没去过清河城。我们那个年龄段，清河城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距我们村子有20多公里，我们当中还有不会骑自行车的；愁的是服装问题，不像现在，说统一服装马上就买。在那个年代，逢到过年有谁能穿上一身新衣服，那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
几个小姑娘商量又商量，都回家跟大人要钱，统一扯一块新布料做一件花上衣，但最后真正落实了的，只有我和平、霞姑娘，三人一块步行，然后坐摆渡船过河，去了山东省夏津县一个叫白庄的供销社，扯了一块花布，做了一件花上衣。花布，白底色上有一朵朵淡桔黄色的梅花。来回距离估计也有十几公里。
说到几个小姑娘，我们是两个年级的，霞、平和我在一个班级，其他几个小姑娘在一个班级，比我们仨低一年级。自打我们小学三年级、其他几人二年级，就被学校选中在一块表演节目，配合默契，一直演到初中毕业前夕。
我记得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早晨锻炼身体好》，第二个是《哥哥参军去边疆》，后来演《小汽车真漂亮》、《路边有颗螺丝帽》、《我是公社小社员》，再后来就跟形势编排比如《四届人大胜利召开》《赤脚医生向阳花》《咱们的书记下队来》《毛选第五卷发给咱》......，好像最后期演了《绣金匾》、《四人帮四条狼》等。表演就是又唱又比划的那种，动作的编排都是老师和我们几人集思广益，有时也借鉴别处学校表演的动作。
那时候我们上课学习的同时，还搞勤工俭学，每周都有劳动课。比如学生们挑水积肥，轮流值班拔菜喂猪，老师扶犁一伙学生拉犁耕地，耙地种粮食、棉花，学生们自己清理公共厕所的茅坑等，不上课学习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有时不让我们上课了，就去排练节目。记得那年我们开始学化学课了，教化学的刘老师书生气比较重，常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词语教育我们。
有一天，负责排练节目的孙老师让我们三个人上课时间去练节目。那时我们学到了化合价，重视学习的刘老师不愿意让我们去，他也不好说不让去，想让我们仨主动放弃，就给我们三个人出难题，在教室外的土地上，当即用小木棍儿给我仨分别写了一个化学方程式，严肃地说：“谁配平了，谁就可以去。”刘老师没想到我们仨很快就配平了。那时我们玩心正浓，我们仨都高高兴兴地去练节目，刘老师很无奈地看着我仨离他而去。
去汇演的那天，我们穿了统一颜色的上衣，戴上红领巾，裤子都是蓝色的，每人借了一顶军帽，帽沿儿上面都有一颗大红色的五角星。上衣都是借的男同学的鱼白色的褂子，我们也称钢靠色（音）。那时候，几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件那个颜色的褂子。
那天，老师们也换上了平时没穿过的新衣服，我们几个小姑娘分别由我们学校的老师们用自行车载着。联校的老校长50多岁的年纪，仍然是头上包一块儿平时经常包的雪白羊肚毛巾，年轻的老师们体贴地让老校长载了“七仙女”里面体重最轻的小霞。去的人还有联校一个会拉手风琴的老师，他骑着自行车，背着手风琴，一看也是穿了一身不经常穿的新衣服。还有一个我们村会拉二胡的半盲人平先生（能通过光摸索着走路），他也被一个老师载着。到了柏油路上，几个年轻的老师还搞起了骑自行车比赛，弯着腰甚至屁股离座拼了命的蹬车子，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的跑在土路上。我能感觉到那天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兴奋的。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我都忘记了，当时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舞蹈动作诠释了这么一个政治意味浓厚的节目而被选中去县城表演，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或许是几个小姑娘的精神头儿？亦或是几个小姑娘整齐划一的动作？可能都有。
表演结束，统一在清河一中吃饭。我记得吃的是大油饼，喝的菜汤，每人都交了粮票，不记得交了多少了。
那时我们村每到冬季，农闲了，就会有村里人自己组成的剧团表演戏剧，剧种我们称“四根弦”，是小剧种。节目都是村里人自己编排，春节前后要上演多场，附近村子的人都来我们村看戏。剧目主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排练，比如《红灯记》《沙家浜》《李二嫂改嫁》......也有传统剧目如《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十五贯》等，唱腔是四根弦。
我本家堂哥子奇在村里算是个文化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考上了学，阴差阳错没能读成，他既是剧团的导演也是演员。住我家斜对门志海的爷爷是司鼓。村中路口有一位身体矮小腿脚不好叫宝瑞的先生，拉得一手好京胡。拉二胡的当然还有那位陪我们一块去清河城演节目的半盲平先生。我不记得谁吹唢呐了，也不记得谁打板儿、敲锣、拍咣咣了......
我记得有一年冬季，说是上边拨给村里一笔钱，让置办唱戏的服装和道具，那些唱戏的老人们可高兴了。那时候家里有缝纫机的都忙活着给剧团缝制服装，我家也有缝纫机，三姐也帮着缝制，生产队给记工分。
有时大人们去别处汇演，也曾约我们八个小姑娘参与其中，大人们正式表演前，我们先表演几个小节目，有时跟着去公社里演，还去过附近临西县的汪江村演。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那是一年的冬天，村里让我三姐去演戏，她胆子小，好紧张，又害羞，谁来动员让她去演戏，她坚决不去。为了躲避村里派来的说客，她索性躲到了在外地工作的二姐那里。后来村里仍不罢休，有个村领导找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再不来，你就去演。”我母亲伸出她的“三寸金莲”小脚，笑着说：“行！我去演。”
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姐姐被叫了回来。我记得让她扮演的是京剧《平原作战》里面小英的娘，唱腔仍是“四根弦”。
四根弦，又名四股弦、五腔弦、五调弦，是河北省地方戏稀有剧种之一。19世纪初，由山东临清传入河北邢台，在民间俚曲的基础上，不断取长补短，并吸收乱弹、京剧、河北梆子、丝弦、武安平调等剧种的营养，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四根弦。
四根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近年历史，其间从年到抗日战争这段时期，四根弦有了突破性发展。年“七七”事变后陷入低潮，年后重又得到复兴。
8年6月7日，四根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的二哥营村距山东省临清10公里，当时隶属河北省邢台地区清河县，坐落在大运河西岸，南与临西县的孟庄搭界。因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估计应该算是最早传承这个剧种的地方之一。
村子里比我年长的上一代人早先经常去外地演戏，为此还有外地的姑娘因为喜欢了某角色的演员，远嫁到我村，成就了一段姻缘佳话。前两年，戏龄最长的一位百岁长者有时还能唱上一段，现已过世，他是当年的主角老生张英华爷爷，是我堂哥子奇的岳父。现在每到冬季，仍有不少人自发地在村里组织演出，大姑娘小媳妇，仿佛人人都是演员，穿着打扮仍有当年的行头，我现在时常还能收到他们演戏的视频。
再说我那张合影照片，照完相，需要等几天才能取出来，我们的合影，交由那个玲姐姐替我们取回。据说她非常喜欢那张照片，她也留了一张我们的合影照，剩下的我们每人一张。
那时讲究一点的人家都把照片镶嵌到一个玻璃相框里，我家也不例外，我也把那张照片放进了我家的相框里。
有一天，小我四岁的表妹兰来我家小住，因为她也对这几个演节目的“七仙女”很熟悉，她跟我缠磨了好几次要那张照片，说要带走我没答应。没成想，我送她回去的路上，她向我“坦白”：“姐，我把你们七仙女的照片给拿走了啊！”我当时听了哭笑不得，她不知那张照片在我心中的位置。
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合影，也是我自己的第一张照片。那时照相也属于非常奢侈的事情，那个年代“没有闲钱补笊篱”。
我增添学习用具跟母亲张口要钱，母亲从没拒绝过。小时候每每买笔墨纸张，我都用我的杀手锏“撒娇”跟母亲要钱，屡试不爽。后来母亲识得了我的小把戏“警告”说：“以后要买学习用具，不用再给我‘表演’了啊！你什么时候要跟学习有关的东西没给你买过！”。但是当时如果让我跟大人要钱去多洗一张照片，我不敢再张口。
实际上，在这之前我还曾经和英、新合过一次影。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姑娘，据说是“河东”的（即大运河东边，属地山东省）。不知那个姑娘哪来的一个室外照相机，相机的样子是一个长方形盒子，我不懂那叫还是老式照相机，照相时有个带子跨到脖子里，往下面看对焦。看那姑娘外表也不是专业摄影的，十七八岁的样子，短发就像多日没洗过的一样，穿着打扮也是邋邋遢遢的，特别是她穿的千层底布鞋，鞋面都露出了洞。
因为一听说村里来了照相的，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来照相，特别是老年人，也愿意留个永久的照片，有的拄着拐杖来了。老人去城里照相几乎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倒是挺自觉，让老人们先照，等到我们照时，已是大中午了。
小孩子们，比如我们，一般都是照合影，一是愿意和要好的小伙伴留个纪念，二是人多照相钱分。我忘记照那张照片要多少钱了。
几天后相片送来了，因为室外光线太强的缘故，我们三个人的黑白照片被照的“花里胡哨”。不光我仨不满意，其他人也不满意。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都是室内有专门的照相师照的，光线好，清晰度高，有了这个对比，给我们的照片怎么看怎么难看。因为我们不满意，她就跟我们重新照，这次她不让我们站到太阳地里了，而是站在屋后阴凉处。
就这么让她一返工，那张合影一去不复返了，她骗了我们，她再也没来我们村，那张合影我们仨再也没见到，那张花里胡哨的照片也被她收了回去。
时间久了，“七仙女”那张照片的事，我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
我参加工作多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说：“今天是你小姨的20周年祭日，你娟姐姊妹（小姨的孩子们）几个都回来给你小姨上坟了，你正好赶到家里了，也过去吧！”于是我又带着孩子去了黄庄小姨的老家（小姨早年在外地工作，因生最后一个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去世后安葬在老家）。
上完坟，吃完饭，我偶然发现了“七仙女”那张合影，它在表妹的婶子住的屋子里，在墙上相框的右下角露了出来。因为相框的右下角玻璃碎掉了，照片的一半在外面裸露着，时间久了已经泛黄，我轻轻一动，它就掉了下来，稍不注意就有酥碎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放好它，顺理成章地把它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
因为此时的表妹也早已考上学在外地工作，当年因为小姨不在了，表妹就跟她的奶奶在老家生活，后来奶奶也不在了，表妹的婶子一直住这里。
我拿回照片后，找照相的师傅经过扫描，重新处理放大，又洗了多张照片。当年的“七仙女”早已成为人妇、人母，有几个人已失联多年。近几年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