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就是武大郎，没有“历史上”的武大郎。所谓“历史上”的武大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奇葩故事。这个荒诞不经的“武大郎”被改造成武植，演绎了一段荒诞甚至很有点可笑的故事。
武大郎没有“历史上的武大郎”，但“三寸丁，谷树皮”却隐藏着“历史上的武大郎”。而且，这个“武大郎”不止一个，他与西门庆竟然讲的是一件事。
那么，“历史上的武大郎”究竟是谁，这其中又有什么样鲜为人知的玄机呢？
黄堂杜撰的荒唐故事，啪啪打脸
据某地发掘考证，说《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就是他们那儿出的一个清官。这个清官曾经在永乐年间中了进士，然后在阳谷县做县令，娶了一位名门淑媛潘大小姐，也就是《水浒传》、《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据说，这个“武大郎”身高一米八，还留下了墓志铭。其铭如下：
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爱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似，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
围绕这些“考证”资料，便套路般地开始编故事。说是武植有个同窗发小，叫做黄堂。这个黄堂大概是个学渣，考试落榜，但却很小人。因家中失火，黄堂便从清河县出发，去求助武植。到了阳谷县，武植因为公务繁忙，没有认真接待黄堂。于是，黄堂怀恨在心，回家的路上不断留下诋毁污蔑武植的简笔画或者文字，把武大郎贬损为“三寸丁，谷树皮”。
黄堂回到家中，却见武大郎早就给他重新起了房子，安顿好了一切生活必须。这个黄堂又追悔莫及，便打算收回此前荒唐的做法。但是，为时已晚，黄堂在路上留下的那些牛皮癣，被一个写书的人看见了。这个写书人不是别人，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于是，《水浒传》武大郎、潘金莲的原型就有了。
编造了这样一个十分“黄堂”的荒诞故事，谁信？“施耐庵”的后人却信了，专程致书武大郎的后人，赋诗道歉：
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家祠堂断公案，施家欠账施家还。
写这首诗的“施耐庵”后人大概忘了，其先祖是死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而大明王朝开科取士，则是在洪武三年十月。即便是武植真有其人，也是大明第一科进士，发榜之日，也应当是洪武四年的春天了。再加上武植去阳谷县做官，黄堂污蔑武植的时间，恐怕至少要到洪武五年以后了吧。
即便是“施耐庵”洪武五年见到了黄堂污蔑武大郎的图文，以此为原型塑造武大郎、潘金莲的故事，写书也需要一点时间吧。此时，还有“施耐庵”吗？
这是一个十分荒诞，且啪啪打脸的故事。这其中的玄奥，大概也只有编故事的人知道，无非“利益”二字。
史上当真有武植？
《水浒传》中是没有武植的，武松的哥哥就叫武大郎。武大郎变成武植，是《金瓶梅》干的。所以，即便要道歉，也是《金瓶梅》作者的后人出面，且轮不到“施耐庵”家出头。
《金瓶梅》成书于何时，作者是谁，已无可考。据说，这部书是为了讥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的。如此，倒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见到了黄堂一路刷下的广告了。那么，是不是《金瓶梅》中的武大郎就是出生于清河县，到阳谷县做官的武植呢？
上文讲到，大明朝第一次开科取士是洪武三年（年），这一年肯定没有一个叫“武植”的进士。据某志说，武植是永乐年间的进士，而《金瓶梅》成书至少也要到嘉靖年间。据学者考证，《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恐怕要到万历年间。如此，黄堂所贴的牛皮癣，还能被《金瓶梅》的作者看到吗？
当然，也有可能是别人见到了黄堂的污言秽语，流传到了嘉靖或者万历年间。问题是，如此流传甚广且很能博人眼球的黄段子，为何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八卦出来呢？
为了这个“武植”，我曾经翻阅了一些资料，永乐年间，还真的找不到一个叫“武植”的进士。就是修订了七次的《清河县志》，也没有记载有这么个武大郎的进士。
因而，“武植”纯粹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历史上的武大郎”。
争名人、编故事是一种旅游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倒也普遍。但是，争武大郎、潘金莲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何况，这个武植，根本就不是《水浒传》中的武大郎。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施耐庵借这个形象隐藏的却又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还真有“历史上的武大郎”。怎么回事呢？
三寸丁、谷树皮说的都是“西门庆”
我在解读武松打虎、杀嫂故事时，以史料为依据，破译了景阳冈、阳谷县、清河县都是南京城。这些解读十分复杂，下面，我简单地重复几个要点。
清河县，不是河北清河县，而是施耐庵以李白“一水中分白鹭洲”这句诗，点化出来的南京明朝皇城。朱元璋定都南京，填河建皇城，李白笔下的这处风景就消失了——这就是清河县。清河县中有“本处机密”，武松没有将他打死，故而，这个“机密”便隐藏在《水浒传》中。什么样的机密呢？
阳谷县，不是现实中的阳谷县，而是以“紫石街”、狮子桥这样的符码，隐喻的南京城、北京城。紫石街，就是紫禁城、石头城。紫禁城在北京，就是明故宫。石头城就是南京，南京城中有狮子桥，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就在狮子桥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中，还以时迁偷报晓公鸡，暗示了鸡鸣山。鸡鸣山上有景阳楼，《水浒传》中也有两处写到皇宫待漏院的“景阳钟响”，这才是施耐庵笔下的景阳冈。
这些符码合起来，书中的清河县、阳谷县就不是现实中的清河县、阳谷县。如此，便与那个伪造的武植没有一分钱关系了。
景阳冈不仅暗喻了景阳楼，而且，与阳谷县一道，暗示了两个历史人物。这两个历史人物，就是靖难之役最后一战，为朱棣打开了城门做了“李应（里应）”的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
靖难之役打到建文四年（年）六月十三日，燕军抵达南京城外。守卫在左顺门的徐达之子徐增寿准备做“李应”，建文帝赶到这里，亲手斩杀了这位具有皇帝舅舅身份的守将。但是，却没有防备金川门的朱橞、李景隆，朱棣从这里进城了。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三寸丁，谷树皮”，这六个字就隐含了徐增寿、朱橞。这六个字其实是两则字谜，“三寸”出自《黄庭内景经·灵台章》，指的是人的上、中、下丹田，丁，指的是人口。所以，“三寸丁”的谜底是个“壽”字，是徐增寿的“壽”。
“谷树皮”更容易理解，说的就是谷王朱橞。树皮，就是“树”的字边“木”，朱橞与朱棣一样，都是朱家“木字辈”的人。
李景隆小字“九江”，这个隐喻早在宋江江州题反诗中就出现了。《水浒传》中的江州，指的也是南京城、北京城，浔阳江、浔阳楼、琵琶亭等地标，只不过是隐藏了“九江”，也就是做了“李应”的李景隆，李九江。
朱橞、李景隆打开的是南京金川门，也就是西北门。朱棣从这里进城后，街道两旁早跪满了支持朱棣的文武百官，他们一齐高呼万岁，仿佛一场登基大典的预演——这便是“西门庆”。而武松杀嫂，则是这场战争的起因之一，建文帝削藩。“藩”削掉字头，岂不就是潘金莲的“潘”字？
武大郎、潘金莲是这样的隐喻，怎么可能是那个伪造的武植与潘大淑媛呢？
《水浒传》的作者是死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这个伪言早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否决，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被翻案。现在，更多的学者又站出来，深度质疑“施彦端”，且论证充分，大有再度揭穿谎言的反转逆袭之势。
《水浒传》中的诸多证据表明，施耐庵见证了大明王朝的靖难之役，他绝对不是死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因而，《水浒传》与所谓的清河县武植毫无关系，武大郎根本就没有“历史上的武大郎”。